棋道哲思录

笑声

对围棋这门东方古老的智力游戏，采用哲学思辩方法进行全新的分析解读，展现围棋本身所蕴涵的深邃哲理和它在现代社会所呈现的存在价值，是我这篇文章所要探求的问题。做为一项智力竞技，围棋以它独特的魅力，在当今社会赢得了日益众多的爱好者，并已经成为一项公共文化事业，形成了一座以职业棋手和上百万棋迷为主体的，以国内国际大赛为核心的，融合了经济实业、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网络科技、民间茶社生活等等诸多元素的绚丽多姿的乐园。这一切存在现象，的确已然超出了围棋简单的游戏意义。
人们常说棋虽小道，可蕴大理。东汉文人李尤的《围棋铭》，用寥寥三十二字，即把棋道隐含的四个自然象征简约精辟地描写出来：“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志之空闲，玩弄游意。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方错列张”。从数学理论上推测，围棋容纳的变化数量是一乘十的一百七十二次方，这个令人吃惊的数字足以使围棋在各类棋牌游艺中独领风骚了!除此而外,围棋棋局中充满玄妙色彩的弈理,以及伴随对弈活动所出现的大量艺术作品,都说明了围棋的存在具有非同一般的生命力。
中国历史上有关围棋的文献资料,我想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属于围棋史料,记述了围棋的发生、各个朝代涌现的国手名弈和这些棋手的个人事迹。第二类是专属围棋技术性的资料，由前辈弈人总结的棋理棋诀和棋谱组成。第三类资料，也是将围棋这门智力游戏升华为一种广泛艺术形式的文字，是由历代出现的大量与围棋相关的诗词歌赋、小说戏剧、神话故事所构成。正是这些优美的文字，给围棋赋予了自然玄理象征与人文典雅情趣，再生出围棋活动所表现的形式与行为的美感。本文中的“围棋艺术赏析”一节，将详细说明这一现象。
哲学一词的发生在中国是近代的事情。哲学对一切存在事物穷思极辩，可以说是人类理性精神的最高标志。用哲学方法重新表现围棋的涵义与象征，应该是现代人所要做的事情。尽管围棋被人称许为精妙玄微、可喻至理，并在当今社会日益扩充着它的影响范围，但是中日韩这三个围棋大国，进行纯粹围棋理论工作的人却寥寥无几，可见学术界仍视围棋以“小道”，似乎没有宏论精述的必要。这几年我读过几篇将围棋与哲学联系起来论述的文章，大多以随感或散文形式出现，作者均为围棋爱好者，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对棋道中所蕴涵的辩证精神的阐发，令人耳目一新。然而从围棋事业发展的整体眼光来看，这类文章在数量上显得有些缺乏。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既然围棋以智慧游戏之冠存在于世，哲学又是关于人类最高智慧的学问，二者之间仅从“智慧”一词，就有着极其亲密的联系。我们可以说围棋是哲学抽象智慧的具体化，它含有人类理性精神的一切内在因素，它在纵横十九道的二维空间内，展现了对弈人的整个心智过程，因而完全能够成为哲学或心理学具有典型意义的探索对象。

1. 围棋的定义及特征

围棋做为一种实在，是可以用恰当文字给出准确定义的。很多围棋教材对围棋的定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局双方各执黑白子，在棋盘上划分土地的游戏。我们本文中重新给予围棋一个综合详细的定义，即：围棋是由纵横十九道直线交错出361个交叉点做棋盘，由二人或二人以上的对局者各执黑白棋子，轮番在棋盘上的交叉点上置子，以双方最终占有交叉点的数量比较，来决定胜负的一种智力游戏。在分割占据棋盘上这些交叉点的运行中，自始至终呈现了黑白棋子对地域的构建与破坏，因此，黑白子之间在棋盘上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攻防争斗，并由对局双方创造出围棋游戏全部的玄妙变化，从而使人得到极大趣味享受的智力竞技。
如果仅从对弈者下棋时表现的人生存在意义上表述，我们又可以把围棋视为一种志趣风雅、消闲怡情的工具——围棋无非是由一块木板外加数百粒石子组成的玩意儿，这种绰号“木野狐”的玩具，存在时间已长达三千年以上，却能令古今无数爱好者，将无可计量的精神思虑投入其中，用以缓解漫漫人生中的空虚寂寥。尤其是被物质文明更加规范化了的现代人的生活中，把人从无明烦恼所引发的焦虑抑郁中转移出来，围棋更体现了它“忘忧清乐”的实存价值和强劲的生命力。

2. 对围棋起源的推测

围棋的起源十分悠久，几乎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史前文明。最早记载围棋发生的资料出现在战国时期的《世本》上，这就是围棋界人所共知的“尧造围棋，丹朱善之”的典故。此后，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中，将上述内容扩充为“尧造围棋，以教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宋时罗沁的《路史.后记》,又将这个典故补充为“帝尧陶唐氏初娶富宜女，曰女皇，生朱骜很媢克，兄弟为阋嚣讼，嫚游而朋淫。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现代史学家将中国远古三皇五帝的时代划定为龙山文化（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晚期，又称为中国“信史”前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时代。帝尧的生存年代距今大约四千三百年左右。如果前述记载真实可信的话，那么围棋的存在已长达四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因为没有可靠的考古资料来佐证，所以“尧造围棋”的说法一般只能算做一种传说，不能给予肯定性结论。
最早怀疑此一说法的人是唐朝的皮日休，他在《原弈》一文里，认为围棋棋局中充斥着互相损害、诡诈、争斗、欺伪的负面人格，而且是“不害则败，不诈则亡，不争则失，不伪则乱，弈之必然也”。皮日休进一步说明，帝尧本是一位仁昭德博的圣君典范，三苗不伏尚不忍加兵讨伐，怎么可能“区区出其纤谋少智，以著其术用，争胜负哉”？因此，皮日休的结论是：从棋局内反映出来人性中的“害诈争伪之道”来看，围棋应该是战国时期“纵横者流之作矣”。
皮日休的观点可以说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他的《原弈》一文实际上表达的是他本人的儒家情绪,但同时，他也揭发了围棋棋盘上所显现的人性负面特征，并令我恍然所悟：做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所推宠的“琴棋书画”四大艺术，惟独围棋艺术价值的普遍性不完全在对弈内容中体现；另外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按照围棋本身性质寻找起因的方法。现存信史中为学者公认的有关围棋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左传》中的这段文字：“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乎？必不免矣”。这段文字记叙的是鲁襄公25年即公元前548年的事情，由此可以确定的是，围棋的存在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而“尧造围棋”之说，将围棋的发明定位在距今四千年之前的龙山文化晚期，这一说法的可靠性，我们只能等待考古学最新的证据。
这几年，我读到一些棋友关于围棋起源的著述，他们大胆推测，按照围棋自身所蕴涵的自然理象、复杂变化以及和谐完美的对弈形式，围棋似乎不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纯朴蒙昧的先民可以发明的。然而他又坚信围棋的存在确已长达四千年以上，那么，围棋的出现就与人没关系了，竟可以是地球上一劫文明的遗存，或者是神仙、外星人等等超世的文明形式对我们先民的传授，并以伏羲时的“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进行佐证。此类推测，无非是对围棋玄妙象征的神秘幻想与夸张，西汉末期的谶纬之学是这种说法的滥觞，正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如果让我对围棋起源进行猜测，我会固执于人类社会实践中寻找合理性起因，就是说，围棋起源绝对离不开人的社会活动。根据围棋对弈的本性，既然弈道是以分割占据实地为目的，又是对局双方在针对地域的构建与破坏的进程中，呈现出黑白棋子之间的攻防争杀、生死存亡的特点，那么围棋的发明，必然与远古时代氏族集团之间的战争有关系。那时人类进行战争的起因和目的，几乎都缘由于对肥沃耕地的攻掠占领。战役发生之前需要谋划，即在模拟的战场图形上，策划敌我双方人员的位置和行动方向，与我们现在看到的军事沙盘相类似。古代氏族联盟的军事首领，在战争前很容易将两种不同颜色的石子代表敌我双方的战士，用一块平面代表战场的境况，然后在模拟的平面上摆放那两种不同颜色的石子，进行战斗前的布属。这种情景，极容易诱发出一种游戏，那就是以占领土地为目的，以攻防战斗为手段，把军用“沙盘”抽象为纵横十余道的棋盘，把不同颜色的石子抽象为黑白子，这样，围棋游戏就完全可以发生了！所以说，即使围棋诞生在帝尧时代以前，也是极有可能的。
从大量的围棋文献中显而易见，历代文人经常将棋局内容形容为战争场面。最著名的句子是刘禹锡的“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又如北宋易学者邵雍，在《观棋长吟》中写道：“局合龙蛇成阵斗，劫残鸿雁破行飞。杀多项羽坑秦卒，败剧苻坚畏秦师”。如果我们抛开围棋概念，仅从这些诗句表现的事相上看，则完全是战争场景的描写。邵雍在另一篇《观棋大吟》里，凭籍对围棋棋局的观感，竟然将自尧舜直至北宋开基这长达三千年历史里的战争事件，如数家珍一般叙说了一遍，也使得这首《观棋大吟》成为中国古诗的第一鸿篇长句。东汉学者马融的《围棋赋》，更是直言不讳地把围棋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所以我倾向于：惟有远古时代战争前的筹划活动，才最有可能挑激和诱发出围棋游戏的创制。



3. 围棋实存价值评述

哲学家的深刻在于对人世间痛苦的认识，或者说，只有人生困境方能造就思想者的深邃。人世间如果完美无缺，很多存在将成为多余。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生需求划分为五个层面，由低向高依次为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并没有包括人类游戏的需要。即使我们把游戏与竞技归属人类全部的文体娱乐活动，却不知文体娱乐应该纳入前述五种需要的哪个层面。尽管奥运会、世界杯和各项体育大奖赛影响深远，日益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事物，可仍难以在哲学家那里把它当做人生一种独立的需求。如果把人们游戏竞技的参预冲动，归入人由“爱”引发的社会交往的需要，那么一切游戏和竞技都将成为一种工具和媒体。置身于任何一门游戏竞技中，都可以使参予者从中实现他的荣誉、尊严和自我价值。从那些光彩夺目的体育明星身上，我们显然能够体会出这些。
围棋是一项极高明的智力游戏，在人类现代化生活中，围棋凭借自身独特的魅力日益扩大着它的影响范围。围棋的存在立足于人的游戏需要，这种需要反映了极其深广的人类消极处境因素。近代西方关注生命本体意义的思想家，将人生处境做了极为幽暗的分析描述，他们把人生看做是无法选择地被抛入了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人的这种“被抛”式的存在，显现在他拥有的自由意识上。面对自由与责任的两难困境，几乎注定了人的一生充满了忧郁、焦虑、无聊、烦恼、迷惘和恐惧。近代最先提出痛苦是生存本质的西方哲学家是叔本华，这位卓越的意志论者认为，人的本质是宇宙根本意志的客观化，意志集中表现在人生无边无际的欲望上。我们认为天地精灵、万无灵长的人，其实仅是一团欲火的肉胎：“欲望和努力是人类的全部本质，欲望又是基于困乏和需求——亦即痛苦。因之，人类在原初本质上就难免痛苦。反过来说，若是欲望得到了满足，欲望的对象一旦消失，可怕的空虚苦闷将立即袭来”。叔本华将人生形容为一副钟摆，在欲望的煎熬与欲望消失后的空虚无聊之间摆动。这些被尼采形容为“用瑰丽和可怕的文字”揭示的人生状态，应是我们寻找人类游戏需求的根源所在，即：人的游戏行为是对人生空虚无聊状况的缓解或消除。同时，钟表的另一端属于欲望集合处，那里也有游戏行为存在的理由。一个人每天都要生出多种欲求，实际上能够确实满足的欲望总是很有限，中国人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当一种欲望不能满足，使人切身感受着欲火煎熬的痛苦时，正常人肯定不愿让这种痛苦如影随形般持续存在，他可以通过投身一种游戏来达到转移痛楚的娱乐效果，也就是心理学常用的词汇“移情”。这样，人类的游戏活动在人们生活中就显得意义不凡了，这正是围棋“忘忧清乐”的价值所在。
人生的闲暇状态，给人以两种皆然不同的感受。适度的闲暇有益于缓解人的生存紧迫感和工作压力，对这种闲暇的渴望，导致了人的田园情感。然而过度的闲暇又容易使人置身于空虚寂寞中，出现畏惧或郁闷的心情。即使宇宙真相本是廓然空寂，人们仍然普遍不甘于此。人不堪忍受寂寞虚无隐喻的死亡暗示，除了宗教寄托，既是聚会歌舞、游戏竞技。中国的至圣先尊孔圣人对此是认可的，他关怀人的生存苦处，故而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乎？为之犹贤乎已！”，这不仅是对围棋存在价值最早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人们游戏需求的一种肯定。
叔本华是这样认识人类游戏活动的：“一般说来，人若发现自己无事可做，必然会替那剩余精力寻找一种适当的娱乐。诸如保龄球、下棋、打猎、绘画、赛马……”等等，他认为人能主动地从游戏中得到快乐的享受，是人高于其它动物的表现。但是，我们如果把人的“无所用心”或“无事可做”，当成人们进行游艺活动的唯一原因，似乎排除了游戏行为的自然动机，好象游戏娱乐纯属人的怡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产物，事实上却并不如此。其实自然界中的很多动物也有游戏活动，只是我们不认为那是一种娱乐而已。最典型的例子是成长中的猫科动物，除了进食与睡眠外，它们大部分时间用于嬉闹玩耍。假如你在小猫面前丢去一只乒乓球，这只小猫便会立即精神抖擞，全身心地投入到与乒乓球的玩耍中。对此，动物学家会告诉我们：这是小猫在进行一种本能训练。那么，人的游戏行为是否也隐含着对某些自身本能的训练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与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很早就不把围棋仅仅是当做一种游戏，它还可以是一种良好的益智工具。这几年我所接触的会下围棋的小学生，他们的数学成绩普遍比较好，可见围棋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大有裨益。正如清朝著名国手范西屏所说：“心之为物也，日用则日精；数之为理也，愈变则愈出”。
席勒曾说“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是完全的人”，这句话有为“玩物丧志”所批评的对象平反的意思，自然不能得到我们的同意。我对这句话的修正是：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获得轻松的存在。正是由于人们的游戏活动蕴涵了消闲怡情和本能训练这双重作用,故而在太平盛世,各类竞技体育和棋牌游戏,均可以发展成为单独存在的一项文化事业。尤其是那些趣味性较浓,并对人的身心健康和本能训练有较大裨益的游戏竞技,更容易以此项游戏出发,在文明社会构成一座充满激情和文化品味的乐园。中日韩围棋事业发展的现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我们看到奥运会、世界杯等国际大型赛会的繁盛场面带给人类巨大的陶醉时，人们简直能将游戏竞技发展而来的这种人类文明生活，与宗教哲学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在效果上找到一致性了。

4. 棋力分析与棋手的自我意识

围棋是胜负游戏，在棋盘上特有的规则约定下，棋手苦其心智、殚精竭虑的目的就是击败对手，取得棋局的最终胜利。决定每局棋胜负的最直接因素，是棋手自身的棋力水准和对局时的心理状态。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棋力的性质与特征。
一名棋手所拥有的棋力，我们直观地可以理解为是这名棋手大脑里存在的一种关于围棋的实在能力。这很象现代武侠小说中描写的武打情景，那些叱咤江湖的武学大师，均以各种方法为自身修练出一种被称为“内功”的力量。无论大侠们出自何宗何派，最终都要以内功的高低深浅一决雌雄。两位武学大师在相较武功的时候，大多不拿兵刃，而是双掌相抵比拼“内力”，也就是说他们在把自身拥有的气的能量与对手进行比较，来决定谁更了不起。这些极为有趣的场面刻划，恰好可以用来比喻围棋棋手之间的对弈境状。我们若将棋盘棋子做为媒介，在对弈过程中，棋手之间比拼的，其实正象武侠内功一样的棋力！棋力属于存在于棋手自身中的能力，可以形容为武学大师们拥有的“气的能量”。但是，所谓气的能量大都出于艺术夸张，不能直接替换棋力概念，我们还需要给棋力一个准确的定性。 在序文中我曾提到：围棋既然是一项高明的智慧游戏，哲学又是关于人类终极智慧的学说，我们即可以将围棋做为哲学抽象智慧的一种具体化。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棋力是棋手对围棋本质的自我认识，这种认识以知识的形式存储在棋手的意识领域，表现于棋手对弈时候的全部思维过程中。显然，棋力是围棋观念的集束，被棋手个人统摄着。既然围棋属于观念性的知识，我们就可以用哲学的知识论和认识论原则，来分析棋力的形成应具有哪些要素。
对人类观念或知识的根源，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曾发生过以经验论和唯理论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他们各执己见，相互诘难，直到哲学界诞生了康德的理性批判，经验论与唯理论对于人类知识根源的激烈争辩方日趋平息。在我们这篇讨论围棋的文章中，我无法完全照搬哲学理论中那些艰辛晦涩的词语，去表述棋力观念，只能有限地借用其中有关人类知识的辨析，尤其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些概念，借以分析构成围棋棋力的综合因素。
人类任何知识的构成，都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绝对因素，一是外在客观对象对人的生理感觉的刺激所引起的印象，这些印象又是形成人类知识的原初感性材料；与此同时，人的主体意识先天具备对感性材料的分析、整理、综合、判断的能力，即“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人类知识的发生能够成为可能的缺一不可的两大根本因素。康德通过他对人类理性的考察、辨别和反省，将人的能力区分为：印象的接受性（感性）和思维的自发性（理性能力）。他这样说明感性与知性的区别与联系：“我们的知识产生自两个最基本的内心根源，其一是接受表象的能力（对印象的接受性），其二是凭这些表象认识一个对象的能力（概念的自发性）……在人的一切科学知识中，感性是构成其质料方面的要素，知性则是构成其普遍必然性的要素。”在此，康德强调了构成知识的两大条件：感性直观和理性范畴。
引用上面哲学的论述，我们的目的是给棋力寻找一个合理的定性。棋力是对围棋本质规律的根本认识，这种认识最终以知识的形式存在于棋手的头脑里，这就是说，棋手一方面必须摄入大量的棋型材料，另一方面，这些棋型材料做为头脑中的观念，必然含有棋手自我主体意识的能动参予。我们习惯于把棋手之间的强弱差异追溯到棋力的高低，实际上我们是在说，这种强弱差别包含两个方面的较量，其一是棋手之间在比较棋型材料的掌握程度，即量的差别；其二是比较棋手之间意识的先天综合能力，即思维结构的合理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两种预设：第一，假定棋手思维结构是等同的，那么围棋盘上较量的完全是两名棋手摄入的围棋经验材料的多少。这种观点虽然最接近唯物主义，但是事实肯定并不如此。第二，假定棋手掌握的围棋经验材料相差不大，他们在棋盘上较量的就仅仅是个人的先天意识能力了，这种观点又有唯心主义的嫌疑。其实分别预设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棋手寻找出一条提高棋艺水平的理性途径，那就是要想成为一名优秀棋手，第一要掌握足以与人论剑争锋的围棋经验材料；第二要善于调整自我意识中的思维结构，使它始终保持住良好的能动状态。
人们常用“勤奋加天才”来解释事业成功人士，棋手们同样如此。勤奋对于棋手来说，意味着摄入围棋感性材料，这些感性材料包括大量对局实践中积累出的直接经验，以及在学习名局名谱和死活手筋练习题中增加的间接经验，这是成为一名优秀棋手首先必须付出的努力。古今中外无数围棋大师在棋盘上之所以能够表现出高超的技艺水平，他们的成长道路上都有一个勤奋过程，无一例外。但是，当我们发现同样勤奋的两名棋手，他们之间却出现明显的棋力差距时，人们往往用“天赋才华”这个概念给予这种差距一个根本原因。“天才”一词本身含有宿命论的神秘暗示，似乎具有某种先天必然性或只能如此的存在状态。其实天赋才华在哲学的知识论中，无非是指人的主体意识对感性的直观杂多所具有的“先天综合能力”。由此而来的一个严厉的问题是：如果两名棋手均掌握了足够的围棋观念，那么他们在棋盘上所比较的，仅是自我意识的这种“先天综合能力”，或狭义地称为个体的逻辑思维能力了。这种能力是否将伴随人的一生始终如一，无法改变？或者反之，棋手能够通过后天的某种合理的修正补偿，使这种思维能力得到改变？这个问题实在令人困惑。我虽然接近宗教虔诚般地相信先天能力无法改变，并认为超越自我是如此地不可能，因为自我不可琢磨、难以定义，而当自我被准确定义的时候，它必将是一个纯粹的存在概念——本来如此无所超越。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人的认知能力由浅入深依次列为：直观中把握的综合，想象中再生的综合，概念中认知的综合，并最终追溯出一个能够发起这些综合能力的根源——“先验统觉”，或称先验自我意识。这个具有本体存在意义的统觉，即是中国禅宗祖师们常说的“自在本心”、“灵光独耀”、“无位真人”，或者索性用“这个”一词来象征。中外思想家们对这个“本心”、“统觉”几乎无法给予准确认识，只能在具体事物中表示“这个”的存在。对“本心本觉”最巧妙的语言描述，当属《景德传灯录》中的这段文字：“在胎为身，处世为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辩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先天统觉永远不露出它的真实报实面目，只体现在生命活动的实际应用中，这就很令人怀疑，自我的本体统觉究竟是否是一种可以独立认识的存在。
为了给超越自我一个可能性，我们按照康德的观点，把人的自我意识区分为“先天自我意识”和运用在现实中的“经验自我意识”，前者是“体”，后者是“用”；先天自我意识做为能够驱动人的一切思维活动的本体根源，必须是一个存在的预设，它本身不增不减、始终如一，是一切生命得以发生的“形而上”的依据。“先天本觉”一旦预设，即可存而不论，那么让我们感兴趣的，实际上是“念念常现”的经验自我意识。经验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博杂变化的客观现象发生联系，是能够被人自省到的。如果一位自强不息的人有一个“自我”能够超越，这句话的涵义无非是这人能够修正、调整、完善经验的自我意识，纠正自己的思维惯性，使思维结构更加合理。这种修正和完善，首先要求人的反省精神，实际上佛教修行人的禅定观照，即有反观自省的意思。
我们回到围棋棋盘上，看到两位棋手比较逻辑思维能力，他们的意识流转，始终与棋局中黑白棋子前后相继的迭加运行紧密相联。假定围棋的根本规律客观地蕴涵在棋局自身的变化中，那么，棋手在棋局中的运思过程，正是经验的自我意识对围棋根本规律的一种符合行为，这种符合行为对棋理的接近程度，决定了一局棋的最终胜负。《棋经十三篇》所说无算输有算，多算胜少算，表达的也是这样的认识。棋局中对棋理的符合程度，决定于当局者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思维现象从“先天自我意识”上看，不存在质的差别，仅仅存在思维状态导致的思维现量的差别。
人们常说“勤能补拙”。勤奋，固然是成为一名优秀棋手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然而棋力的提高还需要这种勤奋不能是盲目的，还需要棋手对自心的思维结构有一种反省活动，从根本上说，围棋境界的提高有赖于这种自省。围棋史上有这样一段“超越自我”的佳话：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棋手范西屏，十八岁即号称“海内第一”，国内其他棋手均被范西屏让二子以上，惟有同他自幼一起学棋的施襄夏，勉强被让一先。施襄夏对围棋的钻研十分刻苦，棋力深厚，但在与范西屏的比较中总是“差相亚”也，这令他十分苦闷，曾一度想放弃围棋。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对施襄夏影响深远，在他所著《弈理指归》序里写道：“岁壬子，偕梁丈游山，见山下出泉潆漾纡余，顾而乐之。丈曰：子之弈工矣，盍会心于此乎？行乎当行，止乎当止，任其自然，而与物无竞，乃弈之道也。子锐意深求，则过犹不及，故三载仍未脱一先耳。余因悟化机流行，无所迹象，百工造极，咸出自然。则棋之止于中正，犹琴之止于淡雅也。”这个故事记述的是施襄夏远离围棋本身，借助于自然景物，对自我思维状态的一次深刻调整。梁丈似乎在批评施襄夏因胜负心导致过于执拗，影响了他思维流转对自然棋理的符合程度。胜负心犹如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激励棋手的斗志，却也能干扰他在棋局运作中的思维合理性。正是因为施襄夏的这次领悟，使得他再出江湖，与范西屏大战当湖十局，双方旗鼓相当，平分秋色，创造了围棋流芳百世的经典名篇《当湖十局》；自此天下弈人首推“施范”，棋艺水平成为后代棋人景仰的两座高峰。按本文中的观点，施襄夏棋力的提高，并不是他对存储在头脑中围棋材料的增加，而是一次借助于对自然景物的感悟中实现的自省，是一次对自身思维状态的修正与完善。

一位棋手在棋局中思维的深度广度，主要取决于他的主意识对棋局的贯注程度。理想状态是棋手的意念自始至终专注于形式的变化中，思想的流动与对弈的流程保持一致，很象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那些高明的剑客：人与剑合而为一，人即是剑，剑即是人。然而棋手真正能够做到人棋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实属难得，人的思维结构或多或少都会为自我情结所干预。影响棋手对棋局全神贯注的原因虽有客观环境的干扰，但主要还是棋手内在的心理因素，表现在人的感情、情绪、生理健康和潜意识作用等因素对棋手意念的影响。随着棋手年龄增长，性发育逐步成熟，各种人生经验不断积存，这些内在外在的刺激均会增加人的心理元素，并直接影响人的意念专注力。围棋界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一流国手的年龄层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少年棋手对中青年棋手形成了广泛的冲击。这就出现一个两难的问题：少年棋手心灵纯净，心理因素对主体意识的干扰非常少，这使他们天然地能够全神贯注于棋局中。他们精力充沛，不回避大型复杂的战斗，一旦发现对方棋形上存在问题，立即咬住不放，缠斗不休，攻其一点席卷全局，这是少年棋手比较中青年棋手所具有的优势。而中年棋手的优势在于围棋大赛的经验丰富，他们久经战阵，见多识广，老奸巨滑，头脑中存储了大量的围棋材料，这又是少年棋手所缺少的。从理论上说，一名棋手的颠峰期应在18岁至40岁之间，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年龄层又是人生最容易出现心理症状的阶段。
一年前，有位中国一流高手，在距离世界冠军总差一步之遥的失败情绪中，曾经试图求助于心理医生，用以调节自己的竞技状态，令一些棋友深感不解。我却觉得这是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它表现了这位棋手强烈的反省意识和主动调节自我心理状态的需要。心理咨询在欧美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需求，它起因于对人生负面心理困境的关怀，所以很多行业都设有专职心理医生。棋手置身于纹枰上残酷的胜负场，在并不广大的空间里倾注身心的全部能量，一旦棋局结束，他重新回到既多姿多彩又平淡庸碌的现实社会，很容易产生出焦虑、忧郁和厌倦的心理情绪。竞技体育均有随队医生，随时随地关怀运动员的身体健康。然而围棋肯定不属于纯拼体力的游戏，却是以心智为内容的竞技，因此，对中国年轻职业棋手的心理关怀就显得有些必要了。我个人的看法是，适当的心理咨询、宗教体验或是修习一些禅定功夫，有可能给棋手心理状态带来良好的效果。

5. 围棋艺术赏析

琴棋书画，一向是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所宠爱的“文房四艺”。封建社会的秀才们首先把读书当做一件神圣的事情，十年寒窗苦读，为的是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儒士们一生中第一要紧事就是研习圣贤书。古人之所以没有把诗词歌赋等文学艺术拣择出来与琴棋书画并列，是因为此类文学作品与圣贤书具有同等重要价值。琴棋书画仅仅是做为怡情抒怀的高雅艺趣，伴随着儒士们主要学业的闲余情调，不象现代社会视艺术为一项重要的精神文化事业。
艺术形式丰富多彩，美学家们把艺术划分为几十种门类。很多高等院校的艺术欣赏教材，一般将十二种典型的艺术形式单独进行阐述，如建筑、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摄影、电影等等。然而令我茫然的是，中国古代与琴（音乐）、书、画这三大艺术形式并举的围棋艺术却落选了，这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围棋艺术价值的所在之处。
艺术来源于人们精神生活中享受美感的需要，它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所谓艺术创作，“是艺术家在生活的基础上，运用不同的物质材料，创造出可供欣赏的艺术典型形象”；而艺术欣赏“则是以艺术形象为基础，结合欣赏者自身的生活经验，通过感受、体验、领悟，从而丰富了艺术形象的精神内涵，具有再创造的性质”。美感是艺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属性，艺术家不可能把他心中美的感受直接传达给他人，只有借助于质料形式做为媒介，来输入他的情感，再由欣赏者有目的地从质料形式中审视诱发出这种情感，并通过与自身生活经验的印合，达到某种心理的享受。按照艺术首先要有艺术家主动创造美感的动机来看，就很难把围棋对弈活动当成艺术创作。但是，人们又的确能够从围棋活动中得到很深的情感慰籍，这就需要我们换一种角度思考围棋的艺术魅力。
无论美学家把艺术划分为多少种门类，终归要在人的感官形式上做文章。至于正常人与生而来的五种感觉器官，分别是眼、耳、鼻、舌、身。这五官的功能，被英国经验论思想家称为人的知觉与客观世界的介质，归纳出视、听、嗅、尝、触等五种感觉方式。然而佛教哲学又扩大了一层，把人的意识做为一种直觉器官，与上面的五种感觉器官并列，形成了人的“六根”说，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与“五根”的差别看似简单，实质上却包涵着佛学甚深微妙的生命智慧。这里，我们采用“六根”说，并参照绘画、音乐艺术特征，用以分析围棋艺术欣赏特点。
绘画通过人们感官中的视觉（眼根）得以存在，绘画是“运用线条、形体、色彩、明暗、笔触等造型语言在二度平面上塑造艺术形象，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艺术”；音乐则是通过人们感官中的听觉（耳根）得以实现，音乐是凭借各类乐器按照作曲者设计的一定旋律节拍进行演奏，从而形成有规则的声音流动，用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艺术。参照绘画、音乐的艺术定义，我们即可以给围棋做出一个艺术形式的表述：围棋通过人们的思维器官（意根）得以实现；围棋是逻辑思维的艺术，由对弈者运用黑白棋子在纹枰上的图形构建，来直接表达人的思维演绎和间接诱导人生情感的艺术。
围棋艺术赋予人的感情享受包括两种内容：首先是棋局本身具有的变幻莫测和各种棋型形态表现的美感；其次，也是最能体现围棋广泛艺术价值之所在，就是围棋对弈过程营造出的那种境态，引发了人们超然于世的情感寄托。
围棋本身具有的艺术涵义似乎极为有限，只为懂得下棋的人得以感觉。假如让一位丝毫不懂围棋的人欣赏一局名谱，他会茫然不知所措。棋手在一局棋的搏杀中，并不是自觉地去创造艺术作品，也并不打算把这局棋做为诱发他人情感的媒介。他全神贯注、殚精竭虑所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明确：使自己的棋子在棋盘上幸福美好地生存，使对手的棋子即便不死光光，也要委委曲曲地凑合活着。棋盘上如果让对手走舒服了，就意味着自己会很难过。皮日休对围棋内容的评述真是一针见血：“不害则败，不诈则亡，不争则失，不伪则乱，弈之必然也”，这是围棋与其它艺术形式的第一个区别。其次，很多艺术作品如文学、绘画、影视、戏剧等，都存在“暧昧性”技巧，艺术创作者在作品中有意识地表达不清，用以得到含蓄的效果，给欣赏者留足再创造的想象空间，所谓“景愈藏境界愈大，景愈露境界愈小”。而围棋对局中虽然也会出现左右逢源、蓄而不发的招数，但是随着棋局的进行，那些“含蓄”招数的目标却是赤裸裸的，绝不存在有意给对手保留想象空间的艺术动机。
上述议论，其实是把围棋首先当做一项竞技活动来看待。如果我们抛开对弈者在棋盘上遵循的利益原则，单纯从美学形式上看，围棋仍有丰富的艺术欣赏内容。从棋型的几何结构上观赏，棋诀中所谓“两边同形适其中”、“多子围空方胜扁”以及“二子头必扳，逢方必觑”等技术，已经暗合了美学中的对称、虚实、均衡、节奏等原理；棋子之间的配置更可以用生动饱满、轻灵飘逸或凝重愚拙、呆板迟缓之类的美学鉴赏语言来形容。
围棋的美学特征还具有演绎性和流动性。做为一项高明的智力竞技游戏，棋盘上的角逐显然体现了人的生存本能和利益原则。由于围棋是在棋盘二维空间的规范中比较对局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就必将激发出棋手自身全部的意识能动力。顶尖棋手之间的较量，每一招棋、每一个局部定型无不包含大量的计算，他们虽然有意于棋盘上的患得患失，却无意识地呈现了人在逻辑推理状态下的沉思之美！这种意识流转的深度思索，使棋手穷极变化、浑然忘我，全身心地投入在一种难以铭状的玄理象征中。
真正使围棋升华成为一种广泛艺术形式的，是围棋美感的再生效果。我的一位朋友不会下围棋，但却非常喜欢观看别人临枰对弈。他认为身处其间，可以得到某种田园情调和归隐山林的感觉。历史上很多著名文人虽自称不精棋道，却因为观看围棋对弈而激发出创作灵感，为人们留下许多幽雅闲逸的诗画作品。如北宋文豪苏东坡，在《观棋》一文中这样描写对弈境况：“不闻人声，时闻落子。纹枰坐对，谁究此味？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优哉，聊复尔耳。”这三十二个字，与白居易的“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一诗，是古代文人吟颂围棋对弈景象的绝佳文字，这类针对围棋的优雅诗文不胜枚举。围棋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语言，它直接根源于人的理性范畴。假如我们让一位不懂文字的人学习围棋，只要方法得当，我相信这人完全可以拥有高超棋力。他固然写不出文人笔下的那些诗篇，他甚至可以全无艺术细胞，但仅仅在他沉浸于棋局的凝思状态，就足以产生一种行为艺术美感，并将这种情调提供给艺术家借以入诗入画，升华成艺术作品。所以，在崇尚自然主义精神的中国山水画里，为了表现归隐山林的那种超然世外的情感，画家们经常以围棋对弈场景为主题构思他的画面，最有名的当属《烂柯图》与《四老围棋图》，表达了作者玄虚淡泊之中的精神寄托，正所谓“世外烟霞亦许时，至今风致后人思。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局棋”（明·王守仁）。围棋艺术欣赏具有再生性特征，我想它的核心应该是“神游纹枰，忘忧清乐，身心与即在浑然同处”，并由文学绘画等艺术形式对这一主题的再现，呈现出围棋玄妙精微的自然物理象征和超尘隐逸的人生情趣，正与书法艺术欣赏中的“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有异曲同工之处。
最后，围棋艺术特征还有一种动态的美感，棋局在棋盘的二维空间内，融会棋手意识流转的时间维度，组成了围棋的三维构建。发生在棋盘上的事件，均为棋子前后相继的迭加过程。围棋著名的三十二个专用名词，如“尖、飞、关、双、长……”等等，在运用中基本上全是动词。而围棋的动态美，大概只有深谙弈道的人方可领会。

结 语

中国历史上对围棋的消极评论同样存在，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三国时期吴人韦曜所作《博弈论》；最有趣的故事是唐代李远，只因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青山不厌千杯醉，白日唯消一局棋”，就被当做性格中具有散漫慵懒的缺点，取消了对他杭州刺史的任命。当今中国很多城市的小学校，把围棋当做益智教育项目开设，这将使国内今后从事围棋活动的人口大大增加。围棋既可以做为事业又可以做为爱好，对于酷爱弈道却又不能成为职业棋手的青少年，最好还是把围棋当做一项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高雅的业余爱好，切不可玩物丧志，耽误了正常学业和本职工作。

buzhi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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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如神

好。。。。。。。。。

古都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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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媒人

这篇文章可以作为围棋博士论文了:lol 好:victory: 高:victory:

hefan

好文章！:handshake

5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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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h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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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wei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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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wei

最有趣的故事是唐代李远，只因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青山不厌千杯醉，白日唯消一局棋”，就被当做性格中具有散漫慵懒的缺点，取消了对他杭州刺史的任命。

想来李远定是郁闷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