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击的历程-刘小光围棋对局精选》（详解版S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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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棋魂
刘小光
1987年暑末，我在哈尔滨迎战日本的大平修三九段。这是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的一局，赛前我已是“四连胜”，棋迷们对我寄予着厚望，普遍看好我能拿下这一局。遗憾的是，我却以半目之微输掉了。终局复盘后，夜幕已经降临多时。我强打精神步履沉重地走出赛场，发现几百名棋迷仍聚集在门外。他们在等我。意外的是，他们送给我这个败军之将的不是唾沫和辱骂，而是勉励慰藉的掌声。轻易不掉眼泪的我，这时也不禁湿润了眼摧。
次年初春，我在合肥与新秀俞斌进行“首届中国围棋名人战”决赛。热心的安徽棋迷对我分外热情，他们呼唤着我的名字，对我的首场失利深表惋惜，对我的再战获胜却格外激动。我再一次地动情了。
从那时起，我心中就萌生了一种念头: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明鉴“前车之覆”，让棋迷朋友们了解我的艰辛和挫折。同时，也更冀求对我的理解和帮助。为此，谨以这本书奉献给关心偏爱我的棋迷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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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6 13:58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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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0年3月20日，我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家里从没有人接触过围棋，我的父母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已的孩子会成为一名专业棋手。父亲是山东人，解放前在重庆读书，后来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但在我来到人世间之前，他已被划为“右派”，家庭被打入了社会的另册。
    也许我的出生太不适时宜了，因而，反倒在家中得到了父母和三个哥哥更多的爱。
    在那生活清苦，食物匮乏的年代，馋嘴贪吃大概是孩子们的共性。我们家里更是连一分钱一块的廉价水果糖也难得看到。有一件事一直留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大概在我四、五岁时，妈妈带我去参加一位亲戚的婚礼。我在婚宴上发现了一个装满糖果的匣子，就立即把它拢在怀里，旁若无人地大嚼起来，却不晓得这是婚宴上唯一的一个糖果匣。爱面子的妈妈从对我屡使眼色到大声呵斥，都没能制止我的大嚼大咽，妈妈窘得满脸通红。回家的路上她板着面孔，一声不吭。回到家妈妈主持召开了“批斗会”，主人在我小口袋中塞满的糖果也被迫交了出来，与哥哥们均分，这使我大觉委屈。
    文化大革命热发那年我六岁。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遭遇使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它使我领悟到自己的弱小与社会地位的卑下。几番凶蛮的抄家使我目瞪口呆、噤若寒蝉，我永远忘不了年迈的姥姥当时哆哆嗦嗦、缄口闭目的可怜样子。傍晚，当爸爸妈妈拖着疲惫的脚步带着一身墨迹血痕回到家时，我往往是愣在那里许久说不出话。平素的邻里小伙伴此时已反目成仇，他们会不间断地跟在你身后起哄唾骂，我时常会在街上走着就莫名其妙地挨一顿打。在屋子里呆着也没有安全感，窗玻璃的破碎声象炸弹爆炸一样使人惊吓，大白天就有砖头块扔进来将东西砸破。谁都可以随意地往我们家人身上吐睡沫，也可以在不顺心的时候找碴儿将你辱骂。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深深的自卑感或许就是在这时候种下的。但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不再持宠撤娇，而是试图用我弱嫩的肩膀去分担一些家中的痛苦。
    文革刚开始时，父母就将大哥、二哥送回了农村老家，他们不愿让已经懂事的孩子看见自己所蒙受的耻辱。当他们被分别隔离不让回家时，我和三哥就负担起了送饭的任务。妈妈原是市郊一所中学的校长，学校也就成了她的隔离地。每天，姥姥将饭菜装进一个饭盒，由我拎着送给妈妈。从家里到妈妈的学校要走一段长长的路，出了城还有约二里许的一段荒野小径，姥姥和妈妈很为这段路的荒僻担心，而我行路的心境却分外平静。使我害怕的倒是路人疑惑打量的目光和妈妈学校里红卫兵们的嘲弄讥讽。妈妈的头发被剪光了，为了遮掩，戴上了一顶清洁工人的白帽子。望着妈妈憔悴灰黄而又在我面前强作欢颜的脸，我目光呆滞，神情麻木，心里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
    骇人的风暴过去了，一切慢慢地恢复了平静。由于阴差阳错，我直到近九岁时才上了小学。家庭的阴影仍然不时地笼罩在我们兄弟们的身上，大家的日子都不很太平。持强凌弱似乎是当时一些孩子的本性，他们成群结队地在校园里和大街上追逐自己的猎物。当时的我已变得既高且瘦，远看如一枝病竹，在班上同学中很显眼。我记不清有多少次打架和被打，只记得有时我的拳头攥出了水，却迟迟不敢砸向对方的鼻子，因为那样做招致的只会是更凶狠的报复。我可以在外边洗净脸上的血污.若无其事地回到家，却从不向父母诉苦，因为这样做除了徒然增加他们的烦恼外，显然没有任何用处。我幻想强大，无比痛恨自己的弱小和无能。我宁可挨一顿打而不愿忍受别人对我的蔑视和嘲骂。
    我上小学那几年，整天学的是“语录”和报纸，唱样板戏，没有多少知识可言。随着下乡知青一批批返城就业，城市中的学生家长们也开始纷纷为子女谋起出路了。当时比较好的出路就是当兵、搞文艺或打篮球。而这几乎与我不沾边。回想起来，我在这段时间里唯一显示出的“才能”就是数学了。当时.小学里的数学课十分简单，只是最基本的加减乘除，我每次考试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回个一百分。三年级时，我已经能够代表我们家收电费了。当时我们那个居民楼的电费是各家按月轮流收的，各家还很少有电表，是将各户灯泡的支光数加起来，按总额分摊。一开始，父母还有点不放心，后来见我将二十多家的电费一笔笔算得分毫不差，才完全放了手。后来，轮到几家邻居收费时，他们也纷纷请我作“管账先生”。在计算方面，我比长我三岁的三哥还强。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我的这点小本事可真是算不上什么才能，恐怕还不如甩老K甩得有点儿过人之处，父母也从来没把它当成回事。我这个家中的老末，既无本事，又如此的纤弱，他们很为我的前途忧心。我曾几次听到他们在暗夜中议论：“小四这孩子将来怎么办呢?”
    我是一只笨拙的丑小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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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所就读的小学是开封市曹门大街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赵先慕老师是一位围棋爱好者，那时也不过二十几岁，清隽内向，课余常常教我们班上一些同学下围棋。纷繁多变的黑白子立刻迷住了我们。放学后，儿个同学常聚在教室里，在那尚不得要领的黑白世界里混战一阵。
    谁能料得到，这却决定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那年，我十三岁。
    今天看来，十三岁才开始学棋，在专业围棋领域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即使在那个特殊时期，这个年龄也算是晚的了。接触围棋约半个月后，开封市举行了一届少年围棋比赛。这是文革中开封市举行的第一次棋类比赛，赵老师为我们几个跟他学棋的同学都报了名。参加比赛者棋龄都比我长，棋力也比我强。赵老师的本意不过是要借机锻炼一下自己的学生，让我们开阔一下眼界，根本没有拿名次的奢望。谁知第一盘棋我却稀里胡涂地赢了。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以后几盘，我越下越勇，心里也象突然开了窍。除了两个实力超我太多者外，其余选手都被我战胜了，其中包括一位似乎占有明显优势且被普遍看好的小棋手。可能是不适应我的乱砍乱杀吧，这盘棋我吃掉他一大块，记得输棋后他十分懊丧。结果我取得了第三名。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比赛是为次年初全省少年赛作准备，前三名有资格参加省里比赛。想想真是运气，特别是赢了那盘被人认为不该我赢的棋。否则的话，我的生活道路很可能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时隔不久，我们这三位有资格参赛的小选手就在课余时间被召集在一起进行赛前训练。训练场所在开封汴京桥球场看台下面的一溜儿房间里。训练也就是互相下棋，辅导我们的是王丙寅、曹学忠几位老师。这里也是开封市围棋爱好者们的活动场所，市里的业余高手，如王宛砺、刘忠杰、胡玉专、王忠林、王宝仁、张文祥等老师都经常在这里聚会。起初我还没有资格与他们对阵，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棋力也差得太多。我拙于言辞，羞于启口，常常是呆在一边儿留心着他们的杀招，计算着彼此的攻防。业余棋手多是喜欢玫杀的，而这正对我的胃口。我很长时期都认为，围棋的魅力正在于此。没过多久。其他儿位小选手就不是我的对手了，于是我开始堂而皇之地坐下来与大棋手们纹枰对弈。到参加省里比赛前夕，不少大人已经在我手下有过败绩。
    在这期间，原国家围棋队的国手们曾到开封来过一次，据说陈祖德老师也来了。他们给开封市的围棋爱好者讲了一次棋，这种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那是初冬的一个晚上，讲棋地点设在开封十四中的一个教室里，会场上亮着一盏瓦数不大的电灯，聚集着几十名棋迷，连不太大的教室都没坐满。这种孤灯寡众的情景大概也是当时我国围棋事业状况的一种象征吧。那天陈祖德老师没有到场，是由陈夕明老师讲解不久前陈祖德与日本人的一盘对局。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专业棋手们的对局和聆听高手的剖讲。尽管我对棋盘上对弈双方的思路还不可能理解得很深入，有些地方甚至根本听不懂，但却被深深地震撼了。它毕竟向我展示了围棋的另一种境界，激发了我的追求。
    省里的比赛在郑州举行，参赛的有几十位少年棋手，其中夺标呼声最高的要算洛阳市一位姓贺的小选手了，他是陈岱老师的得意门生，据说已有相当棋力。我在这些人里面是没有什么名气的，是真正的无名小辈。结果我战胜了那位棋手，以不败的成绩拿了冠军。这一下制造了一个小小的轰动。不少人询问我或私下打听谁是我的老师。对于这样的询问，我很惶恐，记得我支唔嘟囔一阵后说:“我没有老师。”我当时这样回答，并非是无视那些引导我接触围棋或辅导我棋艺的老师们，也没有要突出自己才能的意思。我如此回答，一是受到赛场上气氛的影响，看到别的小棋手总是有“老师”带领着，二是对“老师”狭义的理解，我当时认为，称“老师”，就必须正正经经地拜在某位有名气的高手门下。由于我说不出，还真感到自惭形秽。
    拿了省少年冠军后，我在开封市棋界有了点小名气，父母也开始考虑或许我在围棋上还真有点才能。但是，他们真正决定让我去吃下棋这碗饭，还是在十一省市围棋邀请赛之后。这届少年邀请赛是文革后的第一次，也是在郑州举行。当时全国围棋活动并不普及，各地水平也很不均衡。参赛的十一省市都是当时围棋活动开展较好有一定基础的地区，可以说，它实际上是一届全国少年赛。参赛的几十名棋手都是由这些地区选拔或选送的，代表了当时全国少年棋手的最高水平。其中有王群、江鸣久、邵震中这些驰骋于当今棋坛的国手’与他们相比，我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省里让我参赛的初衷不过是想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井没有对我在众多强手中拿到名次寄以希望。比赛是紧张而激烈的。来自江南灵秀之地的天才少年根本没有把我这个河南的小土包子放在眼里。我对一些基本战术的无知使他们始而膛目，继而捧腹。我羞愧万分，面红耳赤，我竭力要从棋盘上找回我的自尊。但是，与这些得到专业高手悉心指教、棋龄又比我长得多的竞争者较量，就象一场我力所不能及的撼山运动。这届比赛取前八名，我得了第七。对于河南棋界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成绩了。到那时为止，河南省除了刘厚老师在全国比赛中得过名次外，还从未有哪个河南人能榜上有名。我在一片祝贺与夸赞声中回到开封，心中却憋了一肚子火。“刘小光，”我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当冠军。”
    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酷爱围棋，也重视河南的围棋运动。在国家围棋队被迫解散、队员各奔四方改行谋生的情况下，周总理曾深为痛心而又无可奈何地嘱托说:“围棋要留种子。”刘建勋同志积极响应，他吩咐:“河南要留围棋种子，将来还是要发展的。”结果，原国家队名手罗建文、黄进先、陈夕明、邵福棠被从福建、广西等地招募到了河南。郑州成了与北京相呼应的另一个围棋中心。
    74年10月，我被调入了河南省围棋队，开始了我的专业围棋生涯。这时，我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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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还是十四岁孩子的我第一次坐在省体委运动员食堂的餐桌旁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离开了家。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身边。望着周围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感到了孤独和弱小无助。这时的我，.既没有想到将来的退路，脑海中也没有明晰的前途，但有一点我还是知道的:未来的路要靠我自己来走了。
    很难说我的棋初入队时是个什么水平，罗建文老师第一次见到我下棋时一定是暗暗摇头的，用一个字概括，就是“野”。在这之前，我还没有经过任何一位专业棋手的指点。可以说完全是从家庭、街头式的业余棋摊儿上杀出来的，缺乏围棋最基本的常识，还在围棋艺术这座迷宫的大门外溜跶。
    所幸的是，这里有罗建文、黄进先、陈夕明、邵福棠等遐迩闻名的老国手。每次下完指导棋，老师们都要认真地为我复盘研究，耐心地分析讲解每手棋的得失。正是在他们的辛勤扶植下，我掌握了专业拱手的ABC，逐渐迈上了围棋迷宫的台阶。几位老师身怀绝技，各有所长，使我大开眼界。罗老师的棋轻灵机敏，黄老师潇洒锐利，陈老师质朴细腻。对我幼稚而野味不减的棋，几位老师似乎也从中看出了点与众不同的东西。对我的“野”不但能够容忍，而且有意鼓励。这段时间，我的棋艺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老师们十分欣喜。
    回想起在河南队的日子里，刘厚老师令我终身难忘。他当时是省围棋队的负责人，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对我都关怀备至。国家围棋队恢复以后，罗建文、黄进先等老师陆续回京集训，有的省、市也把一些有希望的青少年棋手送到国家队代训。1976年，刘厚老师力主将我送到北京。
    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是一位热心的围棋爱好者，工作之余常到队里来过过棋瘾。在对弈中我们结成了忘年交。刘建勋同志对河南乃至全国的围棋事业都是十分关心的，从中原大地上培养出一些围棋国手也是他的宿愿。我到北京后，他见到陈祖德老师时还特意叮嘱说:“把小光托给你了，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省体委主任陈琪同志和庞凤元老师也对我帮助很大，我至今与陈琪同志一家还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1976年初，当我带着师友们的期望离开家乡时，我的心情是难以名状的。河南，我的故乡，我在这块土地上出生，也在这块土地上渡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我领略过黄河岸边袭人的风沙，它给我留下了苦涩的记忆。但我更依恋着这块广裹黄土的醉人芬芳，倾心于这里民风的淳朴与豪爽。我怎么能够忘记这块生我养我的故土呢！河南人，在外省人心目中，往往是土气而又略带狡黠，这种形象曾给我带来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恼。但也正是这种苦恼促使我磨尖了自己的犄角。也许任何人都与自己的故乡存在着一种斩不断隔不绝的关系吧，每每静思，故乡的风土民情与我的棋风确实是瓜葛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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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象进京赶考的小举子一样出现在国家围棋队。
    与省队相比，国家围棋队又是一番景象。这是聚集着来身全国各地的棋坛精英，有陈祖德、聂卫平、罗建文等老一代国手，也有王群、江鸣久、马晓春、曹大元等一批新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儿。当然，每个人心中也都有一股争胜天下绝不服输的劲头儿。
    初入国家队时，与上述那些成名已久的前辈国手们相比，我在技术水平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即使与其他同辈青年棋手比较，我在围棋基本理论、大局观、思维的灵巧方面较为逊色也是显而易见的。与这些棋界新军们对弈，我在布局与序盘阶段往往落后。在高度讲求每着子的效率，可说是锱铢必较的专业棋盘上，一开始就落了下风，这盘棋的输赢基本上已确定了一半。所幸的是，我对攻杀的要津似乎有着某种直观的敏感，棋盘上对手的毛病在我眼睛里也往往放大了。在局部算路的深沉和准确方面，我自以为还有某些特点，这就形成了我中盘有较强的力量。依靠这些，我在序盘阶段的劣势有时可以在中盘作战时挽回。或许正是这些特点，促使我忙于攻杀和期望一锤定音。此外，更重要的是我这个人从不会轻易认输。不管对手是谁，哪怕是声名显赫的名家高手或平时对我关心照顾的慈爱老师，场外我对他们处处尊重和心存感激，但一坐到棋盘边，我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对手，非和他纠缠到底不可。比赛时如此，平时训练指导棋也是如此。
    那时我在国家队里还是一名小卒，思想轻松，没有压力，不象后来参加重大比赛有一种肩负重任之感，其中也掺杂一些个人名利得失的杂念。坦白地讲，我这人很重胜负，输一盘棋，特别是比较关键的棋，会在较长时间里影响我的情绪。即使在今天，我也还不能完全摆脱掉这类情绪的纠缠，尽管我在外表上比过去坦然和洒脱多了。具有这种心态对我的棋艺上升到更高境界无疑是不利的，也是我要注意克服的。
    那时的我，一方面羞愧于自己的孤陋寡闻，反应迟滞，另一方面却又很白负地认为自己具有下棋的才能。深深的自卑感与极度的自傲矛盾地混搅在一起，是我当时主要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也导致了我在棋坛上战绩的大起大落。
    我的棋在国家队中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凶猛攻杀、以擒获敌方来谋胜的下法，与分寸感极强的日本传统下法相比，是有些离经叛道味道的，日本的围棋理论当时被视为正统，尽管它来源于中国。经过历代日本棋手的苦心实践、总结，已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一些老师和同伴对我的下法颇不以为然，认为没有什么出路。他们对我的评价是:思路直而不泛，落子重而不灵。确实，很长一段时间内，“轻灵”二字似乎与我无缘。序盘阶段每每落后，这逼得我只能将获胜希望寄托于中盘搏杀。这就好象一个脚根不稳、步法欠灵的拳击手不顾自己的破绽而拼命地向对手发出重拳。如果对手看出了你的破绽，那么获胜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
    当时，我国围棋界的整体水平与日本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赶超日本”的共同目标促使国内这些高水平的棋手必须协同作战，整个围棋队就是一个严密的群体，具有以老带新、互相切磋研究的优良传统。这也是形势所决定。我们的训练情况与日本棋界的各自为战是不同的。在日本，要投身于名师门下固然很难，但即使入了名师之门，也很难得到师父的亲自辅导，能与高水平的师兄学上一盘棋就很不错了。这方面的情况，聂卫平老师在《我的围棋之路》一书中曾有所披露。据说，加藤正夫入木谷实门下以后，仅仅和木谷先生下过一盘棋。另外，在日本棋界，职业棋手等级森严，低段者一般难得与高段棋手下上棋。赵治勋就因为林海峰在他少年时与他下了一盘让五子的辅导棋，至今念念不忘，感激万分。与日本的情况相比，中国青年棋手实在是太幸运了。大家住在一起，队员和队员之间随时都可以切磋棋艺，而当时的陈祖德及聂卫平等，也经常与我们这些年轻棋手对局，细心栽培。中国围棋队本身就是一个练棋的道场，而且规模之大、气氛之融洽是日本任何一个道场都不能相比的。这种训练条件对青年棋手的迅速提高，是十分有益的。可以说，每个露出锋芒的新手身上都凝聚着老一代国手们的心血，是在他们的辛勤培植下成长起来的。我的情况更是如此。
    回忆我的这段学棋历程，不能不提到罗建文老师。在省队时，罗老师就在我身上花了许多功夫，实际担起了教练的职责。到了国家队，他对我更没有少耗心血，与我下指导棋，罗老师是较多的一个，也是复盘指导最为耐心的一个。罗老师的棋风稳健而灵活，是一种才气棋，与我的棋可说是截然不同。对我的有些个性的野下法，除了在技术上进行善意而中肯的批评外，从不强求更改，更多的是予以肯定。每次复完盘，他还建议我再找陈祖德、聂卫平、吴淞笙等老师再复一下，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并不要求我一定要以他的解释为准。我棋艺的提高与罗老师的直接指导有不小的关系。他为师的胸襟与作风也使我铭感于心。
    在辅导过我的众多老师中，我最为钦敬的应属陈祖德老师了。陈老师的棋艺高超、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第一个战胜日本九段的棋手，他所首创的“中国流”布局风靡世界棋坛。在新中国围棋运动的历史上，陈老师占有重要的位置。
  然而，这样一位名重一时的大国手，却时时与我下辅导棋，我们之间实际结成了师徒，这不能不说是我的幸运。陈老师的前半生多经磨难.但他百折不挠，以超人的毅力执着地将其全部心血奉献给我国的围棋事业。他知书达理，素有涵养，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为人外和内刚，严于律己，光明磊落。1980年，陈老师病住北京同仁医院，我去看望他时，他常谈起中国的围棋，谈陈毅，谈棋道和为人之道。又语重心长地勉励我说，输棋不要紧，关键在于要输有所悟，不灰心地悟出围棋的精髓。纵观当代的围棋大师，无不是磊磊落落、心如赤子，陈祖德、聂卫平如此，吴清源、藤泽秀行等先生也莫不如此。我这人对世事比较愚钝，尽管有些老师和朋友曾多次对我讲过这些道理，但我是经过痛苦的挫折后才慢
慢体味出来并真心承认信服的。从这个意义士讲，陈老师的胸襟、品格和棋艺是我终生的楷模。
    这一时期对我帮助很大的老师还有聂卫平、吴淞笙、华以刚等，他们的严格热诚都将是我对待新队友的良好榜样。
    中国棋手的奋斗目标还是要打败日本棋手。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围棋交流还刚恢复不久，每年也只有一次出访和一次迎访。由于机会不多，棋队领导在确定参赛人选时往往是煞费苦心，尽量安排实力最强者和最有希望的青年棋手参加。因而，能够获选与日本棋手下棋，不但是一次很好的学习锻炼机会，同时也是一种很大的荣誉。
    我第一次与日本棋手对弈是在1978年。这年桥本宇太郎九段率团访问我国，队里安排我在上海迎战井上真知子。这是日本围棋代表团这次访华的最后一站，也是整个比赛的最后一轮。井上仅是一位初段，实力并不见得比我强，但我心情仍很紧张，因为我曾耳闻了是否安排我出场的一些争议，也深知这盘棋对于我个人的份量。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我没睡好，从事围棋运动后我第一次失眠了。这盘棋双方下得质量都不很高。大概对方对我还有点儿轻视吧，两人一开局就在角上绕杀了起来。殊不知这样正对了我的路子。结果仅仅落了几十颗子，就以我将他一块棋全歼而告结束。赛后我不禁长吁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的衬衣都湿透了。
      以后我与日本棋手的对局多了起来，1979年还随团出访了日本。1980年以前，在与日本棋手的十三次交锋中，我的成绩是十一胜二和。对手虽大多是业余棋乎，但还是不坏的。被我战胜的对手中，也有羽根泰正八段、时本卷六段等较为知名的高段棋手。当然，这些纪录还并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就高于他们或已是旗鼓相当，偶尔赢一盘棋的因素很多，其中也应包括他们对我的棋路还不熟悉的缘故。1980年3月，我被遴选为中方的三名代表之一，与陈嘉锐、王群一起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第一届世界业余赛由我方的三员大将聂卫平、陈祖德和陈嘉锐囊括了前三名，中国棋手也因而大出风头。这一届由上届第三名陈嘉锐挂帅，王群和我两位新军助战，实力应当说也是可以的，上级也对我们寄以夺冠和取得好名次的期望。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陈嘉锐在决赛中输给了今村文明，获得亚军，，我败给了安永一和今村文明，仅得了第四名。平心而论，安永一和今村文明水平虽然不低，但毕竟是业余棋手，实力并不优于我们。我们成绩不理想的原因是由于大赛经验不足、技术发挥失常.关键还在于本身的心理素质不过硬，因而顶不住压力导致技术变形。以后我吃够了这方面的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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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梦境的实现是令人兴奋的，但也可能潜伏着更大的痛苦。
    四川乐山依山傍水，景色怡人，是一座文化名城。想不到这里竟会成为我的“发迹”之地。
    1980年初秋，第一届全国棋类联赛在乐山举行。比赛分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三个赛场。七十名棋手参加了围棋比赛。选手们都是这年4月在安徽屯溪市全国预赛中选拔出来的，比赛实既当年的全国个人锦标赛。预赛中我的成绩一直不错，连过数关闯入了共有十二名棋手的男子甲组，获得了争夺全国前几名的资格。对这次比赛我是憋了，一股劲，准备放手一搏，但也没有抱着太多的奢望，因为在这以前我还从未进入过全国前六名的行列。
    我的第一轮对手就是久负盛名的陈祖德老师。
    这无疑是一场重大的考验。要实现我的梦境，陈老师当然是一座必过的严关，因而也就自然成为我的重点进攻对象。我曾想象多次与他交锋，却没想到在这届比赛中会碰面的这样早。虽说陈老师和我都喜攻善杀，但他不但在布局、序盘中明显强于我，而且在中盘力量上，也比我更富经验，远为灵活。我曾与陈老师下过不少棋，却很少有获胜战绩。对手实在是太强了！这盘棋我执黑先行，尽量缩小与他在序盘中的差距，并何机切断了白棋的联络，主动挑起了中盘战斗。由于我咬得很紧，使一大块白棋始终难以脱身，从而把棋纳入了自己比较擅长的强击轨道。经过一天的鏊战，当陈老师终于停钟认输时，我心中一阵狂喜，随即又一股酸涩。听着陈老师祝贺的话语，看着他倦惫的面容，我喃喃无语。这时我尚不知道陈老师已身患癌症，还是抱病上阵，也不知道这届比赛将是他在棋坛上的最后一次拼搏。一个月之后，他就在成都吐了血，被送进医院。如果知道了，我的歉疚感会更为强烈。
    第二轮我又遇上了已蝉联四届冠军的聂卫平。聂老师是我国70年代的棋坛霸主，l976年出访日本，又曾接连横扫日方六名强九段，刮起过一阵“旋风”。他的棋全面细腻，大局感极强，在国内少有对手。奇怪的是，与这样一位优势显然、又被一致看好，认为冠军非他莫属的名家对阵，我心中反而意外地轻松。或许是首战意外取胜的缘故吧，这盘棋我下得信心十足，尽管聂老师的黑棋自开局后一直逼压着我，但他在中盘时一步随手，却被我抓住机会展开了攻击，从而扭转了颓势。我结果以中盘获胜。
    最初两阵连克强手极大地鼓舞了我的斗志，也增强了我的信心。以后我又接连战胜了罗建文、华以刚、邵震中等名手，以九胜二负的成绩摘取了冠军桂冠。回想那些天，我几乎是在高度的亢奋中过来的，不觉得有任何疲惫，投有任何顾虑，内心纯净而炽热。
    夺取冠军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不过，却投料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我自己都感到突兀了。这届棋赛冷门迭出，除女子国际象棋外，冠军位置都被新手夺得，以致新闻界将此现象冠以“棋坛大换班”而列入当年十大体育新闻。《围棋》月刊也以显著篇幅报道了我夺冠的经过，并介绍了我的一些情况。我被誉为“棋坛上一顺冉冉升起的新星”，其他诸如“角斗力士”、“善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之类的美誉也纷纷加在了我的头上。对于荣誉，我没有心理准备，有些不知所措。
    初步的成功，膨胀了我的自信心，使我对自身的弱点和客观形势认识不清，竟错误地认为冠军非我莫属。回想起来，我当时确实是十分幼稚的。今天看来，想拿冠军要争第一本身并没有错，下棋就要下出傲视天下、独树一帜的气派。我的错误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已的实力，过多地考虑和计较名誉的得失，它导致气量狭窄，影响了我对棋本身的追求，极不利于境界的提高和突破。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傍徨在自己设置的藩篱中不能脱身，也多次遭到主观追求与客观结局不相符合的打击和愚弄。
    第三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上的失利是我所遭受到的第一个重大打击。
    1981年3月，我和马晓春、邵震中三人代表中国棋手参加了这届锦标赛。赛前选拔我获第一，又是当年的全国冠军，所以我信心十足，憋足了劲儿要为上届的失利雪耻。
    事实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这届世界业余锦标赛采用单淘汰制，首轮对手由抽签决定。我先后战胜瑞典的奥尔森和日本的小森后，第三轮与队友邵震中相遇。同室操戈，而且又比较早，我有些准备不足。带着必当冠军的焦燥情绪和对小邵冷静棋风的潜在畏惧心理，迷迷糊糊地致下阵来。这一结果使得我只能与南朝鲜朴伦绪争夺第五名了。在这届比赛中，邵震中与马晓春却大显身手，马晓春战胜了夺冠呼声很高的日本业余冠军平田博则和棋坛名宿村上文祥，为中国选手夺冠扫清了道路，邵震中则在半决赛中击败了南朝鲜的朴相墩，又在决赛中胜了马晓春。他们二人分获冠亚军，我却仅得了第五名。颁奖仪式上，望着手捧奖杯，被记者们簇拥着的邵震中，我心中感到特别窝囊和憋气。我这时仍然固执地以为这只奖杯应当是我的呀！几年以后，当我被一系列挫折弄得头破血流而开始认真地反省自己时，回顾起这段往事，不禁为我的浅薄深感羞愧，邵震中虽然在那两年中国内赛绩比我和马晓春略有不如，但他棋理清晰，头脑冷静，意志顽强，比赛中一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马晓春处事淡泊，棋风轻妙，更是一块难得的下棋好材料。他们二人在这届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是理所当然的。比较起来，我的头脑太热而韧性太差，这又怎么可能在激烈竞争中有着上乘表现呢!坐上返程的飞机，我还一直纠缠在回国后如何向老师亲朋们交待的面子问题上，心中沉甸甸象压了块石头。望着机翼下浩翰的云海，真有种一头裁下去的冲动。我一路上少言寡语，脸色难看。由于队里有每人至多只能参加两次世界业余赛的规定，因而，自此之后，我就与这个比赛绝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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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两届世界业余锦标赛上的失利仍然没有使我清醒。
     1981年5月，桥本昌二九段率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队里安排我在北京与桥本先生下了一盘棋。桥水先生是日本著名棋士，在日本国内比赛成绩很好，实力至少在当时的前十名之内吧。与这样的名手对弈，我是第一次。它既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也表明了老师们对我的期望。此时，世界业余赛失利的阴影尚未从我心头完全消失，我是带着有些紧张而又想认真搏杀一番的心情步入赛场的。
    这盘棋下得分外激烈，序盘阶段，白22一手带有疑问，被我咬上了。随着对白棋左下角的攻击，一番绕杀，至黑63时，我感觉己成黑棋容易下的局面。弈至黑85跳时，黑方已明显确立了优势，这时桥本先生长考了儿十分钟，只见他不住地摇头，脸上还带着苦笑。我心中禁不住一阵兴奋，有点把握不住自己了，下出几着过分而不太紧凑的棋。被桥本先生施出强手，竞然将局面渐渐扳了回去。最后我以1/4子败北。
    这年10月，日本棋圣藤泽秀行先生访问中国，我有幸与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棋士下了一盘棋。藤泽先生这次率旅游团来访，时间较短，下棋也主要是指导性的，因而队里安排一些青年棋手上阵学习。第一个就点上了我。这盘棋被安排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里，是一盘公开表演棋。那天观众很多，座无虚席，还有近百名棋迷买了“站票”。面对这样热烈的气氛，在这样的公开场合，又是与这样一位我倍加钦敬的前辈名手对局，我是有些不适应的。在棋盘的对面，藤泽先生凝神端坐，神情肃然，一股必胜的威势凛然袭来。使我更感到这位大宗师内在的力量。同时，坦率地讲，也增添了找心中的惶惑之感。整盘棋我一直处于劣势。以往在这种形势下，我会放出稍嫌过分的强手，并常因对方力量稍差而占得便宜。这次我又故伎重施，试图一举挽回效局，却因对手是力量强胜于我的藤泽棋圣，我的强袭不但未能奏效，反而更加速了自己的失败。这盘棋仅进行了一百三十余手，我就中盘败下阵来。局后复盘，路泽先生直率地指出了我的毛病，并认真分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变化。他的剖讲，始终给人一种高屋建瓴、驾驭全局的感觉。藤泽先生高超的棋艺，对中国青年棋手热忱友好的态度，以及对棋的执着追求和令人叹佩的棋品和胸怀，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然而，失败总是令人难堪的。不幸的是，在1981年底中日新秀对抗赛中，我又以1:2败给片冈聪六段。这一连串的失败令人痛苦，令人难堪，新闻界有人开始直言不讳地称我为“紧张型”棋手，而我更是为这种心理素质上的缺陷而苦恼万分。遗憾的是，很长时间内我一直找不到医治它的好药方。
    更大的打击还是来自国内比赛。
    自80年乐山之役以来，我似乎再也与冠军无缘了。在国内的全国个人赛、新体育杯赛、国手赛等几个大型比赛中，我的成绩多是徘徊在五、六名之间。相比之下，一些队友的成绩却越来越好。聂卫平自乐山失利后，自砺自强，次年即东山再起，连夺几项桂冠，仍然牢坐着第一把交椅。马晓春、曹大元、邵震中等同年队友也扶摇直上，名次均在我之前。即使是年龄小我许多的新锐，如钱宇平等，也开始了加力冲刺。我与他们的交锋可说是平分秋色，有时则败多胜少。特别是马晓春，这两年进步尤其突出，已成为我们一代中的佼佼者。在齐头并进的竞走中，我被队友们甩在了后面。
    随着我成绩的下降，对我的议论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人说。“刘小光的棋就那么回事儿，只要不跟他硬杀，准赢”。此话叫我大为震惊，我开始认真地反省自己。与周围才华横溢的队友相比，我看到了自身的弱点。我不得不忍着隐痛，诚恳地承认我不是天才。我也试着把棋下得“细”一些，但“细”得说不出道理，也违背自己的意愿。真有点邯郸学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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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这一段我停滞不前，情绪也低落到了极点。六神无主，动辄发怒，与队友们的关系也有些不融洽了。
    我这人是直而浅的，不会玩什么心计，棋盘上的目的可以让对方一目了然，自己的心思也同样在脸上表露无遗。或许是太不正常了，也就时常成了队友们取笑的对象。这更增添了我的怒气。我的自信心开始崩溃了。多少个黄昏，华灯初上，我就毫无目的的在前门大街上漫游。我也曾常常滞留在龙潭湖畔，凝望着黑黝黝的湖水发呆。好几次，我对着空荡荡的湖面长嚎，那声音一定是分外凄伤的。
    我揭望摆脱困境，渴望得到慰藉。这时，一位姑娘走进了我的生活。她就是我的妻子郭宏宇。宏宇温柔娴静，待人诚挚，我们俩可谓一见钟情。我向她倾吐了心中的苦闷，毫无保留地说明了我的处境。宏宇对此表示理解，她说:“大不了就回河南嘛。如果那样，我眼你回去就是了。”她的真情使我感动，也极大地鼓舞了我的斗志，我为觅到这样一位好姑娘暗自庆幸。她视丈夫的事业为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即使在我们的热恋时期，她也绝不多占我的时间。棋手们都不愿与家人谈棋，这似乎是一个惯例。宏宇极其自然地就理解了这一点。她关心我的比赛，但从不求介入，而是默默地尽可能地给我以照顾。这种默契与体贴尤为难得。温情并未消磨我的斗志，相反，它帮助我重又获得了失去的自信。
    恋爱和家庭，使我似乎一下成熟了很多，心境也宽了很多，再不那么幼稚而片面了，而且自己的“自我”也乐于与人交融了，我的棋运似乎也随之有了转机。1984年5月，我随团再访日本，打了一场比较漂亮的遭遇战。由于双方实力的日益接近，日本棋界对这次代表团访日比赛是极为重视的。他们不但请出了赵治勋、加膝正夫等超一流棋手，组成了空前强大的阵容，面且还在赛场上第一次挂出了“中日围棋决战”的牌子。这使得赛场气氛十分严肃，对中国棋手的压力也很大。在两个“三番棋”中，我分别以2:O和2:1战胜了大平修三九段和本田邦久九段，并在整个七场较量中取得了五胜二负的成绩。由于对手全是九段，而我又是在两个“三番棋”中唯一全胜的中国棋手，因而就有些引人注目了。这是我第一次战胜日本的九段棋手，而且对方还是日本的强九段，所以心中很高兴。
    这年秋天，我又应邀参加了上海《围棋》月刊举办的“全国围棋精英赛。”虽然第一轮我就输给了邵震中，但以后却接连闯关，最后在决赛中又以2:0战胜了气势正盛的钱宇平。这是继80年在四川乐山和河北承德之后我第三次在全国性比赛中夺魁。
    然而，一个人的重新站起不是件轻易的事情，更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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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擂台赛是我终生难忘的。对一个棋手来说，它是一个全面磨炼的机会。如果说后来我在棋艺上有所彻悟的话，我想中日围棋擂台赛是一个关坎。
    1984年10月，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在日本东京拉开了战幕。随着江铸久的五连胜和小林光一的连连破阵，擂台赛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我国已到了万众瞩目的地步。产生这样大的影响是连举办者也始料不及的。还在料峭寒春时，我就已经感到了自国人身上袭来的阵阵热浪。人们情绪的空前高涨，使得每个参赛棋手的血脉也随之贲张了，谁不想为同胞奉上点什么呀!当然，众目睽睽之下.赢棋者将会十倍的荣耀，输棋者则会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因而，压力之大也是空前的。
    1985年7月31日，北京体育馆，我与已经杀红了眼的小林光一相遇了。这是第一届擂台赛的第十一场比赛。这届擂台赛双方各出八名棋手，我与小林光一均排在第六位，谁胜谁负，关系重大，比赛至此已到了白热化程度。
    开局之后，由于我有准备，凭着先着之利，棋下得凶狠而紧凑，序盘形势不坏。以后双方在角上打一个生死劫，我乘势在自己下方围起了一个大空。至中午封盘，黑棋已是明显优势。下午再战时，即将获胜的兴奋使我的手都微微发颤了，下得很不正常。该硬的地方退缩了，该软的地方却走得 过份。小林光一不愧为超一流棋手，他以顽强的意志进行着殊死抵抗，优势的局面竟被他一点点儿硬扳了过去。当裁判数完子，宣布我输1/4子时，最先涌上心头的感觉是极度后悔。如果我知道双方形势的差距仅是这么一点儿，那么这盘棋我就拿下来了。因为最后亏掉1/2子的地方太多了。我当时真希望时间能够倒流，哪怕是两分钟也好。输掉了一盘本来可以赢下来的棋，我真切地体验到了什么是遗憾。当陈、聂等人步入对局室时，羞愧使我不敢抬头看他们，我真想找个洞穴一头钻进去。
    后来，聂卫平对我说:“这盘棋你至少有二十个获胜的机会。”我却一个也没抓住！我极度懊丧。当朋友们为我的失利而惋惜，说:“太可惜了，只差一点，否则你就是第一个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的中国人了。”这更增添了我的懊侮心情。
    由于小林光一太强了，我方有六名棋手败在他手下。而我还算是赢棋下输，输的差距又很小，所以给了大家一种还很有实力的印象。在第二届擂台赛确定上场名单时，上级决定聂卫平、马烧春，江铸久和我直接参赛，其他选手则要经过选拔。这是对我的信任，却也更增添了我的内疚，无形中加大了压力。非赢不可的心情更强烈了，否则真是对不起大家。
    第二届擂台赛开赛不久，就出现了一边倒的局势。上届失手的小林觉抖擞精神，誓报一箭之仇。他一路过关斩将，杀到我跟前时，已经是四连胜了。客观地讲，按实力，我并不比小林觉强，但当时我周围的人，无论是棋手、朋友或棋迷竟都认为我比他强。记者们的宣传也造成了我一定可以拿下这一局的气氛。有位棋迷给我来信，说:“小林觉已经杀败了我方四名棋手，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耻辱。请你一定要战胜他，不要辜负我们的信任，不要把耻辱再带给我们。”信任使我既感激，又冲动，我感到肩上的责任很重。其实能否赢小林觉，我心中也没有底。
      从得知江铸久在日本失利的消息起，我就投入了备战。对小林觉在布局时可能采用的定式，以及种种变化，我都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甚至连赛前、赛中的作息、饮食都考虑了。临赛的那个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情绪确实是太紧张了。而小林觉却显得很轻松，赛前还游了长城，一副潇洒自若的样子。回想起来，比赛的结局从赛前双方的情绪对比上已经可以窥其端倪了。
    这盘棋我输了。本来形势还不算坏。序盘阶段，小林觉的着法比较软，我感觉是过于平稳。他不愿与我打接触战，有意避开。我这时错误地估计了对方，误以为他的力量不够强，中盘时走出了无理手。这时小林觉陷入了长考，我马上意识到要出问题了。果然，他对我进行了反击，使出了强手。白棋一下子陷入了被动，局面变得不可收拾了。
    出于礼貌，我强打精神与小林觉复了盘。观棋者的失望感十分明显，他们都纷纷离去了，只有郝克强领队陪着我们。复完盘，郝领队很勉强地笑着与我握手，只说了一句:“明年再接着干吧。”还能说什么呢?等我下了楼，院子里已是一片空荡，车子开走了，人也走光了，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失落、遗弃、内疚种种感觉搅和在一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欲哭无泪，浑身无力，象得了一场大病似的。
    我不敢马上回家，也不敢见我的妻子。此时任何人的怜悯与温情我都受不了。但我还是得回家，还得硬着头皮去见她。宏宇己经听说我输了棋，她知道我的脾气，也急了，慌忙蹬车到围棋会馆找我，但没找见。当我踏着夜色回到家里时，宏宇已经做好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而平时我们的饭菜都是很简单的。望着她理解、深情的目光和桌上的饭菜，我更尴尬无语，歉疚万分。那晚我饮了酒，几口下肚就醉了。录音机里响起了贝多芬的《命运》。整个房间笼覃着一种沉重悲怆的气氛。
      不能这样消沉，我强迫自己振作起来。聂卫平84年在中日对抗赛上傪败给了赵治勋和加藤正夫，回来后即面壁自省，发愤报仇，以后在擂台赛上连克日本超一流棋手。我刘小光经此两度跌跤，如果再不醒悟，也就枉为男儿了。队里这时正传阅着一位棋迷的来信，信中骂了我的队友马晓春和曹大元，也毫不客气地骂我“毫无建树，应当轰出擂台赛。”信中的话虽然尖锐、刻薄，但对我来说，还远不够劲。我己经不再惧怕嘲讥和卑视，倒真想被棋迷朋友们痛痛快快骂一顿，心里似乎还好受一些。学棋十几年来，我开始了第一次认真的反省。我是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管这个过程会多么的痛苦和漫长。静夜之中，回想起我那些患得患失、实为鄙琐的赛前心理，不由得一阵心悸、一阵脸红。
    知耻近乎勇。两届擂台赛的败北使我蒙受了沉重的耻辱。我愧对关心爱护我的老师和棋迷朋友，更愧对棋手的称号。洗雪耻辱只能靠卧薪尝胆，反省奋进。
    我对两度败北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在技术上我是远不成熟，特别是一些均衡的着法掌握不好。过去野路子下惯了， 如果碰不上自己的路子时，就往往失态，发挥不出水平。读秒功夫也不过硬，思路过于急迫。心理素质更差，过去就时常因压力过大而紧张失常。这次在擂台赛上暴露无遗，也使我吃足了苦头。我们棋手常说;人逢大赛要有静气，即要怀着一颗平常心去对付重大比赛。这一点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十分困难。有的棋手认为，要想在大赛中保持平常心，就要把胜负抛开，力争把棋下得质量高些。这无疑是对的。但事实上、棋手们在比赛中完全不计较胜负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是会千方百计地设法取胜，胜负意识时刻都在左右着你。关键还在于你能否顶住压力、抛开杂念，尽可能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聂卫平胜负心极重，但他在大赛中却能够潇洒自若，每有奇招。第一届擂台赛聂卫平与藤泽秀行进行的最后交锋中，他的胜负师面目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盘棋的份量自是不言而喻，可说是举世瞩目。聂卫平却仍然举重若轻，把水平发挥得淋漓尽至。当时已临近终局，双方都接近读秒了，藤泽先生看到形势不利，发起了最后的冲击，聂卫平马上迎了上去。我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如果退让，这盘棋就可能输掉。在这种时刻能够毫不迟疑地针锋相对，确实极不容易。只有达到聂老师那种奇磊坦荡、“非我莫属”的心境，才会压力越大，反弹力越大，也才能克敌致胜。棋这玩艺儿，下到一定程度，就不单纯是棋艺的较量，更是人与人的抗衡。作为一名棋手，我对聂老师不能不由衷地钦佩。
    一个人如果不能坦荡地对待生活，大赛中也不可能保持“平常心”。我性格内向，不够开朗，拙于言辞。现在我则强迫自己多“抛头露面”。在一次体委主持的文艺晚会上，我竟不讳破喉，主动上台献丑。我是藉此锻炼自己坦然地对待任何事情，任何场合。
    1987年11月，我的女儿出生了，妻子让我给她起个名字，我毫不犹豫地说:“叫刘超。”是男是女都叫“超”。我极为欣赏陈祖德老师的自传—《超越自我》，而“超”字对我来说似乎是余味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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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没等聂卫平收拾完第二届擂台赛的残局，第三届实际上已经打响了。由于我已连输两届，而希望参战的棋手又是非常之多，上级完全有理由不让我上。在讨论名单时，队里发下表格征求意见。我把自已的名字写在了中方参赛队员的第二位，并附了一句;“如果让我上，最好能往前排，再往后
排，不好意思了”。我的意见被采纳了。名单公布后，我被
排在杨辉之后，担当了男先锋的角色。
    我要背水一战。甚至做好了如果再输，就退役回老家的思想准备。
    朋友们理解我的心情。赛前一个月，《光明日报》记者撰文:《刘小光，祝你下好这盘棋》。
    回到家里，看着可爱的小女儿，我犹豫了好久，终于对宏宇说:“我要准备擂台赛，你回你妈妈那儿住段时何好吗?”
    “那孩子……”
“你一个人带着太麻烦，也带不了。这样吧，找个保姆托起来好了。”
    没有别的选择，我们把女儿托给了一位老太太，宏宇牵肠挂肚地走了，我则一头栽进了棋里。
      赛场安排在成都。临出发前，我把存信都找出来烧了。这并非一时冲动，我当时真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感觉。
      1987年6月10日，我与日方“男先锋”宫泽吾郎的遭遇战在成都锦江宾馆展开。
      宫泽吾郎七段，嗜杀好斗，行棋滑溜，有“怪刀”之誉。在日本战绩很好，刚刚获得“七段战”冠军。对中国棋手的历次对局是14胜3负。不久前刚刚胜了我方女先锋杨晖，气势正盛，说话也口气很大。赛前在锦江宾馆举行的酒会上，他绵里藏针地指名要向我后面的王群学棋，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不过，我尽量控制着自己，用“赛场上见”之类的话来自我排解，我需要保持平静的心境，再不能无谓地影响情绪了。
    既然准备破釜沉舟，也就无所畏俱了。我临赛前的心情反而很坦然，晚上睡得也很好，这在以前是很少有的。不过，第二天早上又出点意外，也算是段小插曲吧。刚至成都，当地的中医送给我一些中药，以作勉励。我早上起朱后吃药吃错了，我本该吃一种提神的药，结果却服了些养胃的药片，这应是晚上临睡时服用的。我当时心中有点紧张，觉得兆头不大好。为了使情绪平静下来，我急中生智，急忙跑到楼下，一头扎进游泳池里，冷水的刺激使我的感觉好多了。
    这盘棋，我布中国流，宫泽对上二连星，刚一叫阵就杀了起来。从序盘一直到终局，战火儿乎就没有停过，双方都一杀得兴起，谁也收不住了。据说给观众讲棋的华以刚和聂卫平都看得直摇头，大叫“野得不得了。”这盘棋我以中盘取胜，但也是到读秒时才决出胜负。下来后，聂卫平提醒我应当“见好就收。”过后仔细看看，中盘时局面已经领先了许多，是可以收了，但在赛场上就几乎感觉不到有收的时候。棋盘上局面太激烈、也太复杂了，稍有不镇，就可能翻盘。行棋中不时出现一些险情，观阵的人胆战心惊，观众也为我捏了一把汗。幸亏我本儿大，老天也偏袒我了。战胜宫泽吾郎，使我在擂台赛上实现了零的突破。这真是关系我命运的一盘棋。
      6月12日，日方石井邦生九段攻擂。这时，我完全冷静下来了，在不利的形势下一点点磨，靠韧劲把这盘棋拿了下来。我们双方都读秒到最后一分钟，共耗时8小时58分，打破了擂台赛用时记录。
    连胜两盘棋，心中长长出了一口气，摆脱了一些欠帐的心理负担，而且也增强了自信。
    一个月之后，我与王群东渡日本，在风光秀丽的广岛接受小林觉的挑战。我一直把上届输给小林觉视为最大的耻辱，也特别想赢他，在他身上找回我的棋手价值。为此，我准备了整整一个月，把心思全用在了他身上，几乎就没有看过他之后工藤纪夫的棋谱。这盘棋自始至终在气势上压住了对方。对杀中吃了小林觉一块棋，中盘胜了。
    时隔一日，又与工藤纪夫九段对局。工藤是位老资格的棋士，棋很老辣，又细又稳，其棋风对我这种以力取胜的风 格真有种“剋”的味道，因而十分难下。一开盘就偿到了苦头，直到最后才缓过劲来。双方也是在读秒声中结束的战斗。结果我胜了一目半。这盘棋用了9个多小时，又创下了新的用时纪录。下来后，听说由于我们这场马拉松鏊战，让日方人士都忙坏了，催问结果的电话使他们应接不暇，日本记者也多已料定我输了，有人已事先写好了报道稿，但战局的变化迫使他们不得不易稿重写。由于对局迟迟没结束，晚餐也一拖再拖，使一对预定在我们用餐后租用餐厅举行喜宴的新婚夫妇不得不挪到其它餐厅去了。而正是由于这场马拉松，使久攻不克的工藤产生了焦燥情绪，下出了失着，才使我得以峰回路转。这大概就是所说的人与人的抗衡吧。
      回国之后，舆论界一片赞扬声，朋友们也纷纷向我祝贺。又传出了如果五连胜就可以直升九段的消息。不少人都认为下一盘我赢大平修三不成问题，因为我曾在对抗赛中2：0胜过他，我要考虑的是如何对付山城宏的问题。《北京日报》还登了篇《刘小光能走多远》的文章。连我自己都认为赢大平应该问题不大。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第七轮比赛订在酷暑八月，因而地点选在了哈尔滨。我出于慎重，提前几天就去了，当时信心十足。大平开局后走的一些招数，与我所预想的完全一样，因此应对起来也比较轻松。但我又犯了第二届上对小林觉时的错误，对他的实力估计有点轻了，下出了失去均衡的一着。大平也是力量很强的棋手，来华前在日本创下了十七连胜的纪录。我却太大意，一步无理之着
被他抓住反击，顿时陷入了被动。中盘时双方形成大转换，我的形势又转为稍优。但到了官子阶段，却又有小损。这时双方已进入读秒，局面十分紧张，外面观众热情的呼喊声隐约可闻。大平不愧为一员老将，在最后关头顶住了，我却连损几着，最后以1/4子败北。
    前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大获全胜，全靠聂卫平老师，攻，无坚不摧，守，固若金荡。第四届日方煞费苦心，起用年青的极有才华的依田纪基七段充当先锋。依田一路过关斩将，1988年5月29日我俩在日本涵馆交锋。非常遗憾，我又以l/4子的微弱劣势输给了他。
      我在四届擂台赛中竟然有三次以l/4子败阵，加上以往关健性比赛中的1/4子败局就更多了，我真与1/4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命运对我的捉弄，或是什么人在开我的玩笑?棋迷朋友们对此也不无遗憾，一位河南棋迷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封里装有一粒棋子，信中说:你刘小光几次擂台赛总是输1/4子，太遗憾了，希望能够为家乡人民、为祖国在棋盘上将这颗棋子找到它的位置。我对此思索了许久。l/4子看似微小，其实它蕴含的内容却很多，反映了我在技未上和心理素质上的缺陷。突破它、超越它是不大容易的。但我必须要突破它，一定要在棋盘上为国人找到这颖棋子的位置。
    回顾起来，在跌宕起伏，激烈残酷而又令人心迷的擂台赛中，我是有沉有浮，有喜悦更有悲伤。我领略过浪尖峰顶那绮丽的景观，更饱噜了堕入深渊后那欲哭无泪的酸楚苦果。我在擂台赛中远算不上一位成功者，它给我带来的打击远远超过了告捷的抚慰。但我衷心地感激擂合赛，它象一面镜子，映出了我身上的污垢残缺。又如一只巨手，将我按入了那深不可测的棋潭旋流，让我饱喝了几口水。所幸的是，我没有被呛死，而是挣扎着游了出来，并以得能窥见潭中的胜境而庆幸，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