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棋魂——刘小光九段自传
风雨棋魂——刘小光九段自传作者:刘小光
1987年暑末，我在哈尔滨迎战日本的大平修三九段。这是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的一局，赛前我已是“四连胜”，棋迷们对我寄予厚望，普遍看好我能拿下这一局。遗憾的是，我却以半目之微输掉了。终局复盘后，夜幕已经降临多时。我强打精神步履沉重地走出赛场，发现几百名棋迷仍聚集在门外，他们在等我。意外的是，他们送给我这个败军之将的不是唾沫和辱骂，而是鼓励慰藉的掌声。轻易不掉泪的我，这时也不禁湿润了眼眶。
次年初春，我在合肥与新秀俞斌进行“首届中国围棋名人战”决赛。热心的安徽棋迷对我分外热情，他们呼唤着我的名字，对我的首场失利深表惋惜，对我的再战获胜却格外激动。我再一次地动情了。
从那时起，我心中就萌发了一种念头：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明鉴“前车之覆”，让棋迷朋友们了解我的艰辛和挫折，同时，也更冀求对我的理解和帮助。为此，谨以这本书奉献给关心偏爱我的棋迷朋友们！
（一）
1960年3月20日，我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家里从没有人接触过围棋，我的父母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孩子会成为一名专业棋手。父亲是山东人，解放前在重庆读书，后来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长期从事教育家工作。但在我来到人世间之前，他已被划为“右派”，家庭被打入了社会的另册。
也许我的出生太不适宜了。因而，反到在家中得到了父母和三个哥哥更多的爱。
在那生活清苦，食物匮乏的年代，馋嘴贪吃大概是孩子们的共性。我们家里更是连一分钱一块的廉价水果糖也难得看到。有一件事一直留在我最早的记忆里：大概在我四、五岁时，妈妈带我去参加一位亲戚的婚礼。我在婚宴上发现了一个装满糖果的匣子，就立即把它搂在怀里，旁若无人地大嚼起来，却不晓得这是婚宴上唯一的一个糖果匣。爱面子的妈妈从对我屡使眼色到大声呵斥，都没能制止我的大嚼大咽，妈妈窘得满脸通红。回家的路上她扳着面孔，一声不吭。回到家妈妈主持召开了“批斗会”，主人在我的小口袋里塞满的糖果也被迫交了出来，与哥哥们均分，这使我大觉委屈。
文化大革命爆发那年我六岁。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遭遇使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它使我领悟到自己的弱与社会地位的卑下。几番凶蛮的抄家使我目瞪口呆、噤若寒蝉，我永远忘不了年迈的姥姥当时哆哆嗦嗦、缄口闭目的可怜样子。傍晚，当爸爸妈妈拖着疲惫的脚步带着一身墨迹血痕回到家时，我往往是愣在那里许久说不出话。平素的邻里小伙伴此时已反目成仇，他们会不断地跟在你身后起哄唾骂，我时常会在街上走着就莫名其妙地挨一顿打。在屋子里呆着也没有安全感，窗玻璃的破碎声象炸弹爆炸一样使人惊吓，大白天就有砖头块扔进来将东西砸破。谁都可以随意地往我家人身上吐唾沫，也可以在不顺心的时候找碴将你辱骂。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深深的自卑感或许就是在这时候种下的。但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不再持宠撒娇，而是试图用我弱嫩的肩膀去分担一些家中的痛苦。
文革刚开始时，父母就将大哥、二哥送回了农村老家，他们不愿让已经懂事的孩子看见自己所蒙受的耻辱。当他们被分别隔离不让回家时，我和三哥就负担起了送饭的任务。妈妈原是市郊一所中学的校长，学校也就成了她的隔离地。每天，姥姥将饭菜装进一个饭盒，由我拎着送给妈妈。从家里到***学校要走一段长长的路，出了城还有约二里许的一段荒野小径，姥姥和妈妈很为这段路的荒僻担心，而我行路的心境却分外平静。使我害怕的倒是路人疑惑打量的目光和妈妈学校里红卫兵们的嘲弄讥讽。***头发被剪光了，为了遮掩，戴上了一顶清洁工人的白帽子。望着妈妈憔悴灰黄而又在我面前强作欢颜的脸，我目光呆滞，神情麻木，心里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
骇人的风暴过去了，一切慢慢地恢复了平静。由于阴差阳错，我直到九岁时才上了小学。家庭的阴影仍然不时地笼罩在我们兄弟们的身上，大家的日子都不很太平。持强凌弱似乎是当时一些孩子的本性，他们成群结队地在校园里和大街上追逐自己的猎物。当时的我已变得即高且瘦，远看如一枝病竹，在班上同学中很显眼。我记不清有多少次打架和被打，只记得有时我的拳头攥出了水，却迟迟不敢砸向对方的鼻子，因为那样做招致的只会是更凶狠的报复。我可以在外边洗净脸上的血污，若无其事地回到家，却从不向父母诉苦，因为这样做除了徒然增加他们的烦恼外，显然没有任何用处。我幻想强大，无比痛恨自己的弱小和无能。我宁可挨一顿打而不愿忍受别人对我的藐视和嘲笑。
我上小学那几年，整天学的是“语录”和报纸，唱样板戏，没有多少知识可言。随着下乡知青一批批返城就业，城市中的学生家长们也开始纷纷为子女谋起出路来了。当时比较好的出路是当兵、搞文艺或打篮球。而这几乎与我不沾边。回想起来，我在这段时间里唯一显示的“才能”就是数学了。当时小学里的数学课十分简单，只是最基本的加减乘除，我每次考试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回个一百分。三年级时，我已经能够代表我们家收电费了。当时我们那个居民楼的电费是各家按月轮流收的，各家还很少有电表，是将各户灯泡的支光数加起来，按总额分摊。一开始，父母还有点不放心，后来见我将二十多家的电费一笔笔算得分毫不差，才完全放了手。后来，轮到几家邻居收费时，他们也纷纷请我作“管帐先生”。在计算方面，我比长我三岁的哥哥还强。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我的这点小本事可真是算不上什么才能，恐怕还不如甩老K甩得有点过人之处，父母也从没把它当成回事。我这个家里的老末，即无本事，又如此纤弱，他们很为我的前途忧心。我曾几次听到他们在暗夜中议论：“小四这孩子将来怎么办呢？”我是一只笨拙的丑小鸭。
（二）
我所就读的小学是开封市曹门大街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赵先幕老师是一位围棋爱好者，那时一不过二十几岁，课余常常教我们班上一些同学下围棋。纷繁多变的黑白子立刻迷住了我们。放学后，几个同学常聚在教室里，在那尚不得要领的黑白世界里混战一阵。
谁能料到，这却决定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那年，我十三岁。
今天看来，十三岁才开始学棋，在专业围棋领域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个年龄也算是晚的了。接触围棋约有半个月后，开封市举行了一届少年围棋比赛。这是文革中开封市举行的第一次棋类比赛，赵老师为我们几个跟他学棋的同学都报了名。参加比赛者的棋龄都比我长，棋力也比我强。赵老师的本意不过是要借机锻炼一下自己的学生，让我们开阔一下眼界，根本没有拿名次的奢望。谁知第一盘棋我却稀里糊涂地赢了。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以后几盘，我越下越勇，心里也象是突然开了窍。除了两个实力超我太多者外，其余选手都被我战胜了，其中包括一位似乎占有明显优势且被普遍看好的小棋手。可能是不适应我的乱砍乱杀吧，这盘棋我吃掉了他一大块，记得输棋后他十分懊丧。结果我取得了第三名。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比赛是为次年初全省少年赛作准备，前三名有资格参加省里比赛。想想真是运气，特别是赢得了那盘被人认为不该我赢的棋。否则的话，我的生活道路很可能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时隔不久，我们这三位有资格参赛的小选手就在课余时间被召集在一起进行赛前训练。训练场所在开封汴京桥球场看台下面的一溜儿房间里。训练也就是互相下棋，辅导我们的是王丙寅、曹学忠几位老师。这里也是开封市围棋爱好者们的活动场所，市里的业余高手，如王宛砺、刘忠杰、胡玉专、王忠林、王宝仁、张文祥等老师都经常在这里聚会。起初我还没有资格与他们对阵，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棋力也太差。我拙于言词，羞于启口，常常是呆在一边留心看他们的杀招，计算着彼此的攻防。业余棋手多是喜欢攻杀的，而这正对我的胃口。我很长时期都认为，围棋的魅力正在于此。没过多久，其他的几位小选手就不是我的对手了，于是我开始堂而皇之地坐下来与大棋手们纹枰对弈。到参加省里比赛前夕，不少大人已经在我手下有过败绩。
在这期间，原国家围棋队的国手们曾到开封来过一次，据说陈祖德老师也来了。他们给开封市的围棋爱好者讲了一次棋，这种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那是初冬的一个晚上，讲棋的地点设在开封十四中的一个教室里，会场上亮着一盏瓦数不大的电灯，聚集着几十名棋迷，连不太大的教室都没坐满。这种孤灯寡众的情景大概也是当时我国围棋事业状况的一种象征吧。那天陈祖德老师没有到场，是由陈夕明老师讲解不久前陈祖德与日本东京人的一盘对局。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专业棋手们的对局和聆听高手的剖讲。尽管我对棋盘上对弈双方的思路还不可能理解得很深入，有些地方甚至根本听不懂，但却被深深地震撼了。它毕竟向我展示了围棋的另一种境界，激发了我的追求。
省里的比赛在郑州举行，参赛的有几十位少年棋手，其中夺标呼声最高的要算洛阳一位姓贺的小选手了，他是陈岱老师的得意门生，据说已有相当的棋力。我在这些人里面是没什么名气的，是真正的无名小辈。结果我战胜了那位棋手，以不败的战绩拿了冠军。这一下制造了一个小小的轰动。不少人询问我或私下打听谁是我的老师。对于这样的询问，我很惶恐，记得我支唔一阵后说：“我没有老师。”我如此回答，我当时这样回答，并非是无视那些引导我接触围棋或辅导我棋艺的老师们，也没有突出自己才能的意思。我如此回答，一是受到当时赛场上气氛的影响，看到别的小棋手总是有“老师”带领着；二是对“老师”狭义的理解，我当时认为，称“老师”，就必须正正经经地拜在某位有名气的高手门下。由于我说不出，还真感到自惭形秽。
拿了省少年冠军后，我在开封市棋界有了点小名气，父母也开始考虑或许我在围棋上还真有点才能。但是，他们真正决定让我去吃下棋这碗饭，还是在十一省市围棋邀请赛之后。这届少年邀请赛是文革后的第一次，也是在郑州举行。当时全国围棋活动并不普及，各地水平也不均衡。参赛的十一省市都是当时围棋活动开展较好有一定基础的地区，可以说，它实际上是一届全国少年赛。参赛的几十名棋手都是由这些地区选拔或选送的，代表了当时全国少年棋手的最高水平。其中有王群、江鸣久、邵震中这些驰骋于当今棋坛的国手，与他们相比，我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省里让我参赛的初衷不过是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并没有对我在众多强手中拿到名次寄以希望。比赛是紧张而激烈的。来自江南灵秀之地的天才少年根本没有把我这个河南的小土包子放在眼里。我对一些基本战术的无知使他们始而瞠目，继而捧腹。我羞愧万分，面红耳赤，我竭力要从棋盘上找回我的自尊。但是，与这些得到专业高手悉心指教、棋龄又比我长得多的竞争者较量，就象是一场我力所不及的撼山运动。这届比赛取前8名，我得了第7。对于河南棋界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成绩了。到那时为止，河南省除了刘厚老师在全国比赛中得过名次外，还从来未有哪个河南人能榜上有名。我在一片祝贺与夸赞声中回到开封，心中却憋了一肚子火。“刘小光，”我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当冠军。”
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酷爱围棋，也重视河南的围棋运动。在国家围棋队被迫解散，队员各奔四方改行谋生的情况下，周总理曾深为痛心而又无可奈何地嘱托说：“围棋要留种子。”刘建勋同志积极响应，他吩咐：“河南要留围棋种子，将来还是要发展的。”结果，原国家队名手罗建文、黄进先、陈夕明、邵福堂被从福建、广西等地招募到了河南。郑州成了与北京呼应的另一个围棋中心。
74年10月，我被调入了河南省围棋队，开始了我的专业围棋生涯。这时，我十四岁。
（三）
当还是十四岁孩子的我第一次坐在省体委运动员食堂的餐桌旁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离开了家。这是我第一步次离开父母身边。望着周围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感到了孤独还弱小无助。这时的我，既没有想到将来的退路，脑海里也没有明晰的前途，但有一点我还是知道的：未来的路要靠自己来走了。
很难说我的棋初入队时是个什么水平，罗建文老师第一次见到我下棋时一定是暗暗摇头的，用一个字来梗概，就是“野”。在这之前，我还没有经过任何一位专业棋手的指点。可以说完全是从家庭、街头式的业余棋摊上杀出来的，缺乏围棋最基本的常识，还在围棋艺术这座迷宫的大门外转圈。
所幸的是，这里有罗建文、黄进先、陈夕明、邵福堂等老国手。每次下完指导棋，老师们都要认真地为我复盘研究，耐心地分析讲解每手棋的得失。正是在他们的辛勤扶植下，我掌握了专业棋手的ABC，逐渐迈上了围棋迷宫的台阶。几位老师身怀绝技，各有所长，使我大开眼界。罗老师的棋轻灵机敏，黄老师潇洒锐利，陈老师质朴细腻。对我幼稚而野味不减的棋，几位老师似乎也从中看到了点与众不同的东西。对我的“野”不但能够容忍，而且有意鼓励。这段时间，我的棋艺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老师们十分欣喜。
回想起在河南队的日子里，刘厚老师令我终身难忘。他当时是省围棋队的负责人，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对我都关怀备至。国家围棋队恢复以后，罗建文、黄进先等老师陆续回京集训。1976年，刘厚老师力主将我送到北京。
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是一位热心的围棋爱好者，工作之余常到队里来过过棋瘾。在对弈中我们经成了忘年交。刘建勋同志对河南乃至全国的围棋事业都是很关心的，从中原大地上培养出一些围棋国手也是他的宿愿。我到北京后，他见到陈祖德老师时还特意叮嘱说：“把小光托给你了，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省体委主任陈琪同志和庞凤元老师也对我帮助很大，我至今与陈琪同志一家还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1976年初，当我带着师友们的期望离开家乡时，我的心情是难以名状的。河南，我的故乡，我在这块土地上出生，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渡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我领略过黄河岸边袭人的风沙，它给我留下了苦涩的回忆。但我更依恋着这块广袤黄土的醉人芬芳，倾心于这里民风的淳朴与豪爽。我怎么能够忘记这块生我养我的故土呢！河南人，中外省人心目中，往往是土气又略带狡黠，这种形象曾给我带来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恼。但也正是这种苦恼促使我磨尖了自己的近犄角。也许任何人都与自己的故乡存在着一种斩不断隔不绝的关系吧，每每静思，故乡的风土民情与我的棋风确实是瓜葛万千。
实现是令人兴奋的，但也可能潜伏着更大的痛苦。
四川乐山依山傍水，景色怡人，是一座文化名城。想不到这里竟会成为我的“发迹”之地。
1980年初秋，第一届全国棋类联赛在乐山举行。比赛分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三个赛场。七十名棋手参加了围棋比赛。选手们都是这年4月在安徽屯溪市全国预赛中选拔出来的，比赛实既当年的全国个人锦标赛。预赛中我的成绩一直不错，连过数关闯入了共有十二名棋手的男子甲组，获得了争夺全国前几名的资格。对这次比赛我十憋了一股劲，准备放手一搏，但也没有抱太多的奢望，因为在这以前我还未进入过全国前六名的行列。
我的第一轮对手就是久负盛名的陈祖德老师。
这无疑是一场重大的考验。要实现我的梦境，陈老师当然是一座必过的严关，因而也就自然成为我的重点进攻对象。我曾想多次与他交锋，却没想到在这届比赛中会碰面的这样早。虽说陈老师和我都喜攻善杀，但他不但在布局、序盘中明显强于我，而且在中盘力量上，也比我更富经验，远为灵活。我曾与陈老师下过不少棋，却很少有获胜战绩。对手实在是太强了！这盘棋我执黑先行，尽量缩小与他在序盘中的差距，并伺机切断了白棋的联络，主动挑起了中盘战斗。由于我咬得很紧，使一大块白棋难以脱身，从而把棋纳入了自己比较擅长的强击轨道。经过一天的激战，当陈老师终于停钟认输时，我心中一阵狂喜，随即一股酸涩。听着陈老师祝贺的话语，看着他疲惫的面容，我喃喃无语。这时我尚不知陈老师已身患癌症，还是抱病上阵，也不知道这次比赛将是他在棋坛上的最后一次拼搏。一个月之后，他就在成都吐了血，被送进了医院。如果知道了，我的歉疚感会更为强烈。
第二轮我又遇上了已蝉联四届冠军的聂卫平。聂老师是我国70年代的棋坛霸主，1976年出访日本，又曾接连横扫日本六名强九段，刮起了一阵“旋风”。他的棋全面细腻，大局感极强，在国内少有对手。奇怪的是，与这样一位优势显然、又被一致看好，认为冠军非他莫属的名家对局，我心中反而意外的轻松。或许是首战意外取胜的缘故吧，这盘棋我下得信心十足，尽管聂老师的黑棋自开局后一直逼压着我，但他在中盘时一步随手，却被我抓住了机会展开了攻击，从而扭转了颓势。我结果以中盘胜。
最初两阵连克强手极大地鼓舞了我的斗志，也增强了我的信心。以后我又接连战胜了罗建文、华以刚、邵震中等名手，以九胜二负的战绩摘取了冠军桂冠。回想那些天，我几乎是在高度的亢奋中过来的，不觉得有任何疲惫，没有任何顾虑，内心纯净而炽热。
夺取冠军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不过，却没料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我自己都感到突兀了。这届棋赛冷门迭出，除了女子国际象棋外，冠军位置都被新手夺得，以致新闻界将此现象冠以“棋坛大换班”而列入了当年十大体育新闻。《围棋》月刊也以显著篇幅报道了我夺冠的经过，并介绍了我的一些情况。我被誉为“棋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其他诸如“角斗力士”、“善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之类的美誉也纷纷加在了我的头上。对于荣誉，我没有心理准备，有些不知所措。
初步的成功，膨胀了我的自信心，使我对自身的弱点和客观形势认识不清，竟错误的认为冠军非我莫属。回想起来，我当时确实是十分幼稚的。今天看来，想拿冠军要争第一本身并没有错，下棋就要下出傲视天下、独树一帜的气派。我的错误在于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过多的考虑和计较名誉的得失，它导致气量狭窄，影响了我对棋本身的追求，极不利于境界的提高和突破。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彷徨在自己设置的藩篱中不能脱身，也多次遭到主观追求与客观结局不相符合的打击和愚弄。
第三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上的失利是我所遭受到的第一个重大打击。
1981年3月，我和马晓春、邵震中三人代表中国棋手参加了这届锦标赛。赛前选拔我获得第一，又是当年的全国冠军，所以我信心十足，憋足了劲儿要为上届的失利雪耻。
事实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这界业余锦标赛采用单淘汰制，首轮对手由抽签决定。我先后瑞典的奥尔森和日本的小森后，第三轮与对友邵震中相遇。同室XX戈，而且又比较早，我有些准备不足。带着必当冠军的焦躁情绪和对邵震中冷静棋风的潜在畏惧心理，迷迷糊糊地败下阵来。这一结果使得我只能与南朝鲜朴伦绪争夺第五名。在这届比赛中，邵震中与马晓春却大显身手。马晓春战胜了夺冠呼声很高的日本业余冠军平田博则和棋坛名宿井上文祥，为中国选手夺冠扫清了道路，邵震中则在半决赛中击败了南朝鲜的朴相礅，又在决赛中胜了马晓春。他们二人分获冠亚军，我却仅得了第五名。颁奖仪式上，望着手捧奖杯、被记者簇拥着的邵震中，我心中感到特别窝囊和憋气。我这时仍然固执地以为这只奖杯应该是我的呀！几年以后，当我一系列挫折弄得头破血流而开始认真地反省自己时，回顾起这段往事，不禁为我的浅薄深感羞愧。邵震中虽然在那两年中国内赛绩比我和马晓春略有不如，但他棋理清晰，头脑冷静，意志顽强，比赛中一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马晓春处事淡泊，棋风轻妙，更是一块难得的下棋好材料。他们二人在这届比赛中取得友谊成绩是理所当然的。比较起来，我的头脑太热而韧性太差，这又怎么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有上乘表现呢！坐上返程的飞机，我还一直纠缠在回国后如何向老师亲朋们夹带的面子问题上，心中沉甸甸象压了块石头。望着机翼下浩瀚的云海，真有种一头栽下去的冲动。我一路上少言寡语，脸色难看。由于队里有每人至多只能参加两次世界业余比赛的规定，因而，自此之后，我就与这个比赛绝缘了。
两届世界业余锦标赛上的失利仍然没有使我清醒。
1981年5月，桥本昌二九段率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队里安排我在北京与桥本先生下了一盘棋。桥本先生是日本著名棋士，在日本国内比赛成绩很好，实力至少在当时的前十名之内吧。与这样的名手对弈，我是第一次。它既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也表明了老师们对我的期望。此时，世界业余赛失利的阴影尚未从我的心头完全消失，我是带着有些紧张而又想认真搏杀一番的心情步入赛场的。
这盘棋下得分外激烈，序盘阶段，白22一手带有疑问，被我咬上了。随着对白棋左下角的攻击，一番绞杀，至黑85跳时，黑方已完全确立了优势。这时桥本先生长考了几十分钟，只见他不住地摇头，脸上还带着苦笑。我心中禁不住一阵兴奋，有点把握不住自己了，下出几着过分而不太紧凑的棋。被桥本先生施出强手，竟然将局面渐渐扳了回去。最后我以1/4子败北。
这年10月，日本棋圣藤泽秀行先生访问中国，我有幸与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棋士下了盘棋。藤泽先生这次率旅游团来访，时间较短，下棋也主要是指导性的，因而队里安排一些年轻棋手上阵学习。第一个就点了我。这盘棋被安排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里，是一盘公开表演棋。那天观众很多，座无虚席，还有近百名棋迷买了“站票”。面对这样热烈的气氛，在这样的公开场合，又是与这样一位我倍加钦佩的前辈名手对局，我是有些不适应的。在棋盘的对面，藤泽先生凝神端坐，神情肃然，一股必胜的威势凛然袭来，使我更感到这位大宗师内在的力量。同时，坦率的讲，也增添了我心中的惶惑之感。整盘棋我一直处于劣势。以往在这种形势下，我会放出稍嫌过分的强手，并常因对方力量稍差而占得便宜。这次我又故技重施，试图一举挽回败局，却因对手是力量强胜于我的藤泽秀行棋圣，我的强袭不但未能奏效，反而更加速了自己的失败，这盘棋仅进行了一百三十余手，我就中盘败下阵来。局后复盘，藤泽先生直率地指出了我的毛病，并认真分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变化。他的剖讲，始终给人一种高屋建瓴、驾驭全局的感觉。藤泽先生高超的棋艺，对中国青年棋手热忱友好的态度，以及对棋的执着追求和令人叹佩的棋品和胸怀，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然而，失败总是令人难堪的。不幸的是，在1981年底中日新秀对抗赛中，我又以1：2败给了片冈聪六段。这一连串的失败令人痛苦，令人难堪，新闻界有人开始直言不讳地称我为“紧张型”棋手，而我更是为这种心理素质的缺陷而苦恼万分。遗憾的是，很长时间内我一直找不到医治它的好药方。
更大的打击还是来自国内比赛。
自80年乐山之役以来，我似乎再与冠军无缘了。在国内的全国个人赛、新体育杯赛、国手赛等几个大型比赛中，我的成绩多是徘徊在五、六名之间。相比之下，一些对友的成绩却越来越好。聂卫平自乐山失利后，自励自强，次年既东山再起，两夺几项桂冠，仍然牢坐着第一把交椅。马晓春、曹大元、邵震中等同年队友也扶摇直上，名次均在我之前。即使是年龄小我许多的新锐，如钱宇平等，也开始了加力冲刺。我与他们的交锋可说是平分秋色，有时则败多胜少。特别是马晓春，这两年进步尤其突出，已成为我们一代中的佼佼者。在齐头并进的竞走中，我被队友们甩在了后面。
随着我成绩的下降，对我的议论也渐渐多了起来。有人说：“刘小光的棋就那么回事儿，只要不跟他硬杀，准赢。”此话叫我大为震惊，我开始认真地反省自己。与周围才华横溢的队友相比，我看到了自身的弱点。我不得不忍着隐痛，诚恳地承认我不是天才。我也试着把棋下得“细”一些，但“细”得说不出道理，也违背自己的意愿。真有点邯郸学步的味道。
这一段我停滞不前，情绪也低落到了极点。六神无主，动辄发怒，与队友的关系也有些不融洽了。
我这人是直而浅的，不会玩什么心计，棋盘上的目的可以让对方一目了然，自己的心思也同样在脸上表露无遗。或许是太不正常了，也就时常成为队友们取笑的对象。这更增添了我的怒气。我的自信心开始崩溃了。多少个黄昏，华灯初上，我就毫无目的的在前门大街上漫游。我也曾常常滞留在龙潭湖畔，凝望着黑黝黝的湖水发呆。好几次，我对着空荡荡的湖面长嚎，那声音一定是分外凄伤的。
我渴望摆脱困境，渴望得到慰籍。这时，一位姑娘走进了我的生活。她就是我的妻子郭宏宇。宏宇温柔娴静，待人诚挚，我们俩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我向她倾吐了心中的苦闷，毫无保留地说明了我的处境。宏宇对此表示理解，她说：“大不了就回河南嘛。如果那样，我跟你回去就是了。”她的真情使我感动，也极大地鼓舞了我的斗志，我为觅得这样一位好姑娘暗自庆幸。她视丈夫的事业为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即使在我们的热恋时期，她也绝不多占我的时间。棋手们都不愿与家人谈棋，这似乎是一个惯例。宏宇极其自然地就理解了这一点。她关心我的比赛，但从不要求介入，而是默默地尽可能地给我以照顾。这种默契与体贴尤其难得。温情并未消磨我的斗志，相反，它帮助我重又获得了失去的自信。
恋爱和家庭，使我似乎一下子成熟了很多，心境也宽了很多，在不是那么幼稚而片面了，而且自己的“自我”也乐于与人交融了，我的棋运似乎也随之有了转机。1984年5月，我随团再访日本，打了一场比较漂亮的遭遇战。由于双方实力的日益接近，日本棋界对这次代表团访日比赛使极为重视的。他们不但请出了赵治勋、加藤正夫等超一流棋手，组成了空前强大的阵容，而且还在赛场上第一次挂出了“中日围棋决战”的牌子。这使得赛场的气氛十分严肃，对中国棋手的压力也很大。在两个“三番棋”中，我分别以2：0和2：1战胜了大平修三九段和本田邦九九段，并在整个七场较量中取得了五胜二负的成绩。由于对手全是九段，而我又是在两个“三番棋”中唯一全胜的中国棋手，因而就有些引人注目了。这是我第一次战胜日本的九段棋手，而且对方还是日本的强九段，所以心中很高兴。
这年秋天，我又应邀参加了《围棋》月刊举办的“全国围棋精英赛”。虽然第一轮我就输给了邵震中，但以后却接连闯关，最后在决赛中又以2：0战胜了气势正盛的钱宇平。这是继80年在乐山和河北承德之后我第三次在全国性比赛中夺魁。
然而，一个人的重新站起来不是件轻易的事情，更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我
八)
擂台赛是我终身难忘的。对一个棋手来说，它是一个全面磨练的机会。如果说后来我在棋艺上有所领悟的话，我想中日围棋擂台赛是一个关坎。
1984年10月，第一届擂台赛在日本东京拉开了战幕。随着江铸久的五连胜和小林光一的连连破阵擂台赛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我国已到了万众瞩目的地步。产生这样大的影响是连举办者也始料不及的。还在料峭寒春时，我就已经感到了自国人身上袭来的阵阵热浪。人们情绪的空前高涨，使得每个参赛棋手的血脉也随之偾张了，谁不想为同胞奉上点什么呀！当然，众目睽睽之下，赢棋者将会十倍的荣耀，输棋者则会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因而，压力之大也是空前的。
1985年7月31日，北京体育馆，我与已经杀红了眼的小林光一相遇了。这是第一届擂台赛的第十一场比赛。这届擂台赛双方各出八名棋手，我与小林光一均排在第六位，谁胜谁负，关系重大，比赛至此已到了白热化程度。
开局之后，由于我有准备，凭着先着之利，棋下得凶狠而紧凑，序盘形势不坏。以后双方在角上打了一个生死劫，我趁势在自己下方围起了一个大空。至中午封盘，黑棋已是明显优势。下午再战时，即将获胜的兴奋使我的手都微微发颤了，下得很不正常。该硬的地方退缩了，该软的地方却走得过分。小林光一不愧为超一流棋手，他以顽强的意志进行着殊死抵抗，优势的局面竟被他一点点硬扳了过去。当裁判数完子，宣布我输1/4子时，最先涌上心头的感觉是极度后悔。如果我知道双方形势的差距仅是这么一点儿，那么这盘棋我就拿下了。因为最后亏掉1/4子的地方太多了。我当时真希望时间能够倒流，哪怕是两分钟也好。输掉了一盘本来可以赢的棋，我真切地体验到了什么是遗憾。当陈、聂等人步入对局室时，羞愧使我不敢抬头看他们，我真想找个洞穴一头钻进去。
后来，聂卫平对我说：“这盘棋你至少有二十个获胜的机会。”我却一个也没抓住！我极度懊丧。当朋友们为我的失利而惋惜，说：“太可惜了，只差一点，否则你就是第一个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的中国人了。”这更增添了我的懊悔心情。
由于小林光一太强了，我方有六名棋手败在他手下。而我还算是赢棋下输，输的差距又很小，所以给了大家一种还很有实力的印象。在第二届擂台赛确定上场名单时，上级决定聂卫平、马晓春、江铸久和我直接参赛，其他选手则要经过选拔。这是对我的信任，却也更增添了我的内疚，无形中加大了压力。非赢不可的心情更强烈了，否则真是对不起大家。
第二届擂台赛开赛不久，就出现了一边倒的局势。上届失手的小林觉抖擞精神，誓报一箭之仇。他一路过关斩将，杀到我跟前时，已经时四连胜了。客观地讲，按实力，我并不比小林觉强，但当时我周围的人，无论是棋手、朋友或是棋迷竟都认为我比他强。记者们的宣传也造成了我一定可以拿下这一局的气氛。有位棋迷给我来信，说：“小林觉已经杀败了我方四名棋手，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耻辱。请你一定要战胜他，不要辜负我们的信任，不要把耻辱再带给我们。”信任使我感激，又冲动，我感到肩上的责任很重。其实能否赢小林觉，我心中也没底。
从得知江铸久在日本失利的消息起，我就投入了备战。对小林觉在布局时可能采用的定式，以及种种变化，我都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甚至连赛前、赛中的作息、饮食都考虑了。临赛的那个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情绪确实是太紧张了。而小林觉却显得很轻松，赛前还游了长城，一副潇洒自若的样子。回想起来，比赛的结局从赛前双方的情绪对比上已经可以窥其端倪了。
这盘棋我输了。本来形势还不算坏。序盘阶段，小林觉的着法比较软，我感觉是过于平稳。他不愿与我打接触战，有意避开。我这时错误地估计了对方，误以为他的力量不够强，中盘时走出了无理手。这时小林觉陷入了长考，我马上意识到要出问题了。果然，他对我进行了反击，使出了强手。白棋一下子陷入了被动，局面变得不可收拾了。
出于礼貌，我强打精神与小林觉复了盘。观棋者的失望感十分明显，他们都纷纷离去了，只有郝克强领队陪着我们。复完盘，郝领队很勉强地笑着与我握手，只说了一句：“明年再接着干吧。”还能说什么呢？等我下了楼，院子里已是一片空荡，车子开走了，人也走光了，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失落、遗憾、内疚种种感觉搅和在一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欲哭无泪，浑身无力，象得了一场大病似的。
我不敢马上回家，也不敢见我妻子。此时任何人的怜悯与温情我都受不了。但我还是得回家，还得硬着头皮去见她。宏宇已经听说我输了棋，她知道我的脾气，也急了，慌忙蹬车到围棋会馆找我，但没找见。当我踏着夜色回到家里时，宏宇已经做好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而平时我们的饭菜都时很简单的。望着她理解、深情的目光和桌上的饭菜，我更尴尬无语，歉疚万分。那晚我饮了酒，几口下肚就醉了。录音机里响起了贝多芬的《命运》，整个房间笼罩着一种沉重悲怆的气氛。
不能这样消沉，我强迫自己振作起来。聂卫平84年在中日对抗赛惨败给了加藤正夫，回来后既面壁自省，发奋报仇，以后在擂台赛上连克日本超一流棋手。我刘小光经此两度跌跤，如果再不觉醒，也就枉为男儿了。队里这时正传阅着一位棋迷的来信，信中骂了我的队友马晓春和曹大元，也毫不客气的骂我“毫无建树，应当轰出擂台赛”。信中的话虽然尖锐、刻薄，但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我已经不再惧怕嘲讽和鄙视，倒真想被棋迷朋友们痛痛快快骂一顿，心里似乎还好受些。学棋十几年来，我开始了第一次认真的反省。我是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管这个过程会多么的痛苦和漫长。静夜之中，回想起我那些患得患失、实为鄙琐的赛前心理，不由得一阵心悸，一阵脸红。
知耻近乎勇。两届擂台赛的败北使我蒙受了沉重的耻辱。我愧对关心爱护我的老师和棋迷朋友，更愧对棋手的称号。洗雪耻辱只能靠卧薪尝胆，反省奋进。
我对两度败北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在技术上我是远不成熟，特别是一些均衡的着法掌握不好。过去野路子下惯了，如果碰不上自己的路子时，就往往失态，发挥不出水平。读秒功夫也不过硬，思路过于急迫。心理素质更差，过去就时常因压力过大而紧张失常。这次在擂台赛上暴露无遗，也使我吃足了苦头。我们棋手常说：人逢大赛要有静气，既要怀着一颗平常心去对付重大比赛。这一点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十分困难。有的棋手认为，要想在大赛中保持平常心就要把胜负抛开，力争把棋下得质量高些。这无疑是对的。但事实上，棋手们在比赛中完全不计较胜负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是会千方百计地设法取胜，胜负意识时刻都在左右着你，关键还在于你能否顶住压力，抛开杂念，尽可能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聂卫平胜负心极重，但他在大赛却能萧洒自若，每有奇招。第一届擂台赛聂卫平与藤泽秀行进行的最后交锋重，他的胜负师面目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盘棋的份量自是不言而喻，可说是举世瞩目。聂卫平却举重若轻，白水平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时已临近终局，双方都接近读秒了，藤泽先生看到形势不利，发起了最后的冲击，聂卫平马上迎了上去。 我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如果退让，这盘棋就可能输掉。在这种时刻能够毫不迟疑地针锋相对，确实极不容易。只有达到聂老师那种奇磊坦荡、“非我莫属”的心境，才会压力越大，也才能克敌致胜。棋这玩意儿，下到一定程度，就不单纯是棋艺的较量，更是人与人的抗衡。作为一名棋手，我对聂老师不能不由衷地钦佩。
一个人如果不能坦荡地对待生活，大赛中也不可能保持“平常心”。我性格内向，不够开朗，拙于言辞。现在我则强迫自己多“抛头露面”。在一次体委主持的文艺晚会上，我竟主动上台献丑。我是籍此锻炼自己坦然地对待任何事情，任何场合。
1987年11月，我的女儿出生了，妻子让我给她起个名字，我毫不犹豫地说：“叫刘超。”是男是女都就“超”。我极为欣赏陈祖德老师的自传——《超越自我》，而超字对我来说似乎是余味无穷的
没等聂卫平收拾完第二届擂台赛的残局，第三届实际上已经打响了。由于我已连输两届，而希望参战的棋手又是非常之多，上级完全有理由不让我上。在讨论名单时，队里发下表格征求意见。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中方参赛队员的第二位，并附了一句：“如果让我上，最好能往前排，再往后排，不好意思了。”我的意见被采纳了。名单公布后，我被排在杨晖之后，担当了男先锋的角色。
我要背水一战。甚至做好了如果再输，就退役回老家的思想准备。
朋友们理解我的心情。赛前一个月，《光明日报》记者撰文：《刘小光，祝你下好这盘棋》。
回到家，看着可爱的小女儿，我优犹豫了好久，终于对宏宇说：“我要准备擂台赛，你回你妈那儿住段时间好吗？”
“那孩子……”
“你一个人带着太麻烦，也带不了。这样吧，找个保姆托起来好了。”
没有别的选择，我们把女儿托给了一位老太太，宏宇牵肠挂肚地走了，我则一头载进了棋里。
赛场安排在成都。临出发前，我把存信都找出来烧了。这并非一时冲动，我当时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感觉。
1987年6月10日，我与日方“男先锋”宫泽吾朗的遭遇战在成都锦江宾馆展开。
宫泽吾朗七段，嗜杀好斗，行棋滑溜，有“怪刀”之誉。在日本战绩很好，刚刚获得“七段战”冠军。对中国棋手的历次对局是14胜3负。不久前刚刚战胜了我方女先锋杨晖，气势正盛，说话也口气很大。赛前在锦江宾馆举行的酒会上，他绵里藏针地指名要向我后面的王群学棋，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不过，我尽量保持平静的心境，再不能无谓地影响情绪了。
既然准备破釜沉舟，也就无所畏惧了。我临赛前的心情反而很坦然，晚上睡得也很好，这在以前是很少有的。不过，第二天早上又出点意外，也算是段小插曲吧。刚至成都，当地的中医送给我一些中药，以作勉励。我早上起床后吃药吃错了，我本该吃一种提神的药，结果却服了些养胃的药片，这应是晚上临睡服用的。我当时心中有点紧张，觉得兆头不太好。为了使情绪平静下来，我急中生智，急忙跑到楼下，一头扎进游泳池里。冷水的刺激使我的感觉好多了。
这盘棋，我布中国流，宫泽对上二连星，刚一叫阵就杀了起来。从序盘一直到终局，战火几乎就没有停过，双方都杀得兴起，谁也收不住了。据说给观众讲 棋的华以刚和聂卫平都看得直摇头，大叫“野得不得了。”这盘棋我以中盘胜，但也是到读秒时才决出胜负。下来后，聂卫平提醒我应当“见好就收”。过后仔细看看，中盘时局面已经领先了许多，是可以收了，但在赛场上就几乎感觉不到有收的时候。棋盘上局面太激烈、也太复杂了，稍有不慎，就可能翻盘。行棋中不时出现一些险情，观阵的人胆战心惊，观众也为我捏了一把汗。幸亏我本儿大，老天也偏袒我了。战胜宫泽吾朗，使我在擂台赛上实现了零的突破。这真是关系我命运的一盘棋。
6月12日，日方石井邦生九段攻擂。这时，我完全冷静了下来，在不利的形势下一点点磨，靠韧劲把这盘棋拿下了。我们双方都读秒到最后一分钟，共耗时8小时58分，打破了擂台赛用时记录。
连胜两盘棋，心中长长出了一口气，摆脱了一些欠帐的心理负担，而且也增强了自信。
一个月之后，我与王群东渡日本，在风光秀丽的广岛接受小林觉的挑战。我一直把上届输给小林觉视为最大的耻辱，也特别想赢他，在他身上找回我的棋手价值。为此，我准备了整整一个月，把心思全用在了他身上，几乎就没有看过他之后工藤纪夫的棋谱。这盘棋自始至终在气势上压住了对方。对杀中吃了小林觉一块棋，中盘胜了。
时隔一日，又与工藤纪夫九段对局。工藤是位老资格的棋士，棋很老辣，又细又稳，其棋风对我这种以力取胜的风格真有种“克”的味道，因而十分南下。一开盘就尝到了苦头，直到最后才缓过劲来。双方也是在读秒声中结束的战斗。结果我胜了一目半。这盘棋用了9个多小时，又创了新的用时记录。下来后，听说由于我们这场马拉松激战，让日方人士都忙坏了，催问结果的电话使他们应接不暇，日本记者也多已料定我输了，有人已事先写好了报道稿，但战局的变化迫使他们不得不易稿重写。由于对局迟迟没结束，晚餐也一拖再拖，使一对预定在我们用餐后租用餐厅举行喜宴的新婚夫妇不得不挪到其他餐厅去了。而正是由于这场马拉松，使久攻不克的工藤产生了焦躁情绪，下出了失着，才使我得以峰回路转。这大概就使所说的人与人的抗衡吧。
回国之后，舆论界一片赞扬声，朋友们也纷纷向我祝贺。又传出了如果五连胜就可以直升九段的消息。不少人都认为下一盘我赢大平修三不成问题，因为我曾在对抗赛中2：0胜过他，我要考虑的是如何对付山城宏的问题。《北京日报》还登了篇《刘小光能走多远》的文章。连我自己都认为赢大平应该问题不大。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第七轮比赛定在酷暑八月，因而地点选在了哈尔滨。我出于慎重，提前几天就去了，当时信心十足。大平开局后走的一些招数，与我所预想的完全一样，因此应对起来也比较轻松。但我又犯了第二届对小林觉时的错误，对他的实力估计有点轻了，下出了失去均衡的一着。大平也时力量很强的棋手，来华前在日本创下了十七连胜的记录。我却太大意，一步无理之着被他抓住反击，顿时陷入了被动。中盘时双方形成大转换，我的形势又转为稍优。但到了官子阶段，却又有小损。这时双方已进入了读秒，局面十分紧张，外面观众热情的呼喊声隐约可闻，大平不愧为一员老将，在最后关头顶住了，我却连损几着，最后以1/4子败北。
前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大获全胜，全靠聂卫平老师。攻，无坚不催，守，固若金汤。第四届日方煞费苦心，起用年轻的极有才华的依田纪基七段充当先锋。依田一路过关斩将，1988年5月29日我俩在日本涵管交锋。非常遗憾，我又以1/4子的微弱劣势输给了他。
我在四届擂台赛竟然有三次以1/4子败阵，加上以往关键性比赛中的1/4子败局就更多了，我真与1/4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命运对我的捉弄，或是什么人在开我的玩笑？棋迷朋友们对此也不无遗憾，一位河南棋迷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封里装了一粒棋子，信中说：“你刘小光几次擂台赛总是输1/4子，太遗憾了，希望能够为家乡人民、为祖国在棋盘上将这颗棋子找到它的位置。我对此思索了许久。1/4子看来微小，其实它蕴涵的内容却很多，反映了我在技术和心理素质上的缺陷。突破它、超越它是不大容易的。但我必须要突破它，一定要在棋盘上为国人找到这颗棋子的位置。
回顾起来，在跌宕起伏，激烈残酷而又令人心迷的擂台赛中，我是有沉有浮，有喜悦更有悲伤。我领略过浪尖峰顶那绚丽的景观，更饱尝了堕入深渊后那欲哭无泪的酸楚苦果。我在擂台赛中远算不上一位成功者，它给我带来的打击远远超过了告捷的抚慰。但我衷心地感激擂台赛，它象一面镜子，映出了我身上的污垢残缺。又如一只巨手，将我按入了那深不可测的棋潭漩流，让我饱喝了几口水。所幸的是我没有被呛死，而是挣扎着游了出来，并以得能窥见潭中的胜境而庆幸，而自豪！
胜境中归，开了眼界，挣脱旋涡，得以喘息。喘息之后，静思回味，徘徊、修炼，以求转机。
——87年底至88年初，我在“第二届中国围棋天元赛”中连搓对手，取得了向上届天元马晓春的挑战权。后来在0：2落后的严峻形势下，连扳三局，从马晓春手中夺取了天元桂冠；
——88年初，在《人民日报》举办的“首届中国围棋名人战”中，以不败的战绩获得挑战权；3月间又力搓新秀俞斌，取得首届名人称号；
——89年3月，又在“第三届中国围棋天元赛”中，与“拼命三郎”江铸久激战五局，九死一生，幸运地卫冕成功。
对此，棋界的一些朋友说，刘小光的棋长了。是否长棋，我自己尚无明显的感觉。然而，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无论是棋，是人，我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况且，国内比赛战绩再好，也算不得威风。当今围棋运动正走向世界，做为棋士，应该在世界棋坛上找到他的位置。
我从小是野路子杀出来的，对杀棋有着特殊的兴趣。把对方的棋子从棋盘上提起，真叫人痛快。聂卫平棋圣对我这种战术曾有过评论：一般棋手总是把攻击作为一种手段，只要对方肯留下“买路钱”，就乐得网开一面，不冒风险。而小光的攻击却以杀棋为目的，不管对方是否“掏钱”他都“格杀勿论”。我觉得这就有点逼人太甚了。一些报刊在介绍我时也总是说，刘小光善于攻击，喜好对杀，算路精确。更有甚者，说我“嗜杀成性”。既然已经“成性”，也许就是我的棋风吧。如此棋风，敢打敢拼，强劲凶悍，固然使不少棋手为之惶恐。这正如著名围棋评论家曹志林对我的评价：刘小光象高举重锤的大力士，只要看准了机会狠狠把重锤砸下去，可以说，任何棋手都抗不住这致命的一击。随后，他又道出了这种棋风的反面：这一击倾注了小光的全部力量，如万一被对方躲过而砸空，刘小光的狼狈也完全可以想见。
聂、曹二位老师对我的中肯评价，使我从正反两方面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
当今棋坛，棋手们表现出的姿态各有不同，有“求道”派，有“审美”派，有“力战”派。就我的经历、性格，也许还包括外表，我只能属于后者。曾几何时，当不少人对我的这种棋风提出异议时，我也曾试图改变棋路，按照一般的棋理常规去拆、飞、尖、投。但在这种轨道种，我总时徘徊不前。老输棋不说，更重要的是我感觉索然无味，打不起精神，大有失魂落魄之感。
困惑中，加藤正夫的棋谱使我眼界大开，我爱不释手，反复打谱、揣摩。我终于明白：彪悍凶猛和慎密合理并不是对立的，二者可以有机的统一起来。
一位熟识的朋友曾说，我国当今棋坛的一流棋手，就棋技来讲，都达到了某一个高度。能否有所突破，有所建树，要从多方位、多角度加强修养。可以说，一位棋手有必要学习、了解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历史、文学、艺术诸方面的知识，甚至可以说，取决于他对社会、人生的整体认识水平。这种“功夫在棋外”的见解我深表赞同。
回顾我走过的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其中有失败的痛苦，挫折后的徘徊，也有拼搏的乐趣、成功的喜悦。有时，成功的很侥幸，有时，失败的又不无遗憾，这就是棋手们常说的“运气”吧。
恩格斯有一段名言：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棋手们的胜负，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性的表现，它背后隐藏着诸多必然因素，世界上没有脱离必然性的纯粹偶然性。我是不相信“运气”一说的，我只想加紧修炼，从大量看似偶然的胜负中总结出必然的、规律性的东西。
在围棋的天地里，我还有许多尚未认识的必然王国，我将继续不懈地去探索…… :handshake :handshake :victory: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andshake :victory: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victory: 非常感谢分享! :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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